尝试出版，演习日后《明报》事业

        凡是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个同样的看法和印象:那时在重庆,对于一个流亡学生来说,读书和吃饭几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两者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有书读,才有饭吃。学校是读书的场所,同时也是吃饭的地方。
        金庸离开了学校,失学还只是小事,而丢失了吃饭的地方,那就要挨饿,可是大事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金庸经过熟人的介绍,他有幸进入当时藏书最多的中央图书馆工作。
        中央图书馆的馆长也是浙江海宁人,而且还是金庸的表兄蒋复璁。凭这层关系,金庸在馆里阅览室有了个职业,拿点薪水。
        金庸也算倒运之后又碰上了好运,他每天都可以读他的《资治通鉴》或英文诗选,除此之外,还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度山恩仇记》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金庸失学之后,却在他自己人生的大学中找到了最适宜的学习场所。日后金庸写作武侠小说,当然是与这段时间的博览群书有很直接的关系。
        此时金庸困居重庆,自然不会善罢甘休。静极思动,在从政无门之时,又尝试经营出版社。这次金庸的经营行动,可以说是日后办《明报》的一次预备演习。
        当时重庆有家杂志叫《时与潮》。内容多是从外国书报上翻译过来的小说、散文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特写,还有各种趣闻和名人轶事,颇受读者欢迎,销路不错。
        金庸见《时与潮》风行一时,禁不住跃跃欲试,也想办个什么刊物。在那时要办刊物,他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金庸便邀请了三位中学时代的同学合伙办了一种月刊。鉴于美国有本著名的《大西洋杂志》,因此金庸的刊物就取名《太平洋杂志》,指望以刊名相似而引人瞩目。
        《太平洋杂志》主编之职,当然非金庸莫属。他不但有主编能力,且也有编写时间。金庸每天上班,一边照顾阅览室,一边顺便编写他的杂志稿子,身边参考资料又方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行其所哉。挨到下班,他又随身带上一本英汉字典,匆匆赶到美军俱乐部去抢译新到的外国书报。这个俱乐部正好也在重庆两路口,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那里外国报刊的来路非同一般,全是由美军飞机直接空运来的,所以要比重庆任何单位买到的外国报刊都早得多。要闻趣事贵在一个早字,越早越好,迟了,人云亦云,成了陈词滥调,读者就厌腻了。
        《太平洋杂志》的文章,不论写的还是译的,尽管笔名张三、李四、王五篇篇不同,其实极大多数都是出自金庸一个人的手笔。
        没有资金,怎么印刷?变卖衣物么?他们只有这冬天正穿在身上的一身破衣,到头来,金庸和朋友免不了托亲求友,好语说尽,转请出一位同学的亲戚的朋友担保,才得在重庆大东书局赊印了三千本。
        他们依靠间接又间接的关系,仰人鼻息办杂志,怎能长期维持?第一期虽然以“正在申请登记中”的名义出版了,三千本杂志也几乎全部售完了,可第二期大东书局死活不买这个账,无论如何不肯赊印。因为当时纸价飞涨,赊印肯定是赔本的。《太平洋杂志》告贷无门,只有停刊了。
        这一次金庸出版经营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了他实干的经验,为日后创造《明报》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