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大学，金庸政治梦想的幻灭

        金庸和同伴急急西行。一路上,车船十分拥挤,步行又很缓慢,身边盘缠也不足,最可虑的是内地大学的考期日益逼近,如期参加考试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他还没有经济来源。因此,他和同学分了手,单独一个人转到湘西一个同学哥哥的私人农场去干活。论头衔金庸是农场主任,独当一面,其实也只是在茫茫飘泊之中,暂时找了个栖身之地罢了。
        到了第二年的夏天,金庸才从湘西负笈前往重庆,考上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金庸为什么会报考政治学校读外交系呢?
        很小的时候,金庸就从他的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知道了“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血腥行径,更是深刻地触动了青年的金庸。“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李白的诗篇也在激动着金庸。
        然而,金庸花两年时间,历尽艰辛,跑了近万里路,到了重庆,在学校,却只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
        关于金庸为何“辍学”,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冷夏先生《金庸传》的资料: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
        “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
        “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少年时的同学余兆文的回忆。
        “1944年秋末冬初,盟军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在望,国民党遽然一个劲儿鼓吹‘反攻,反攻’,甚嚣尘上,大张旗鼓地开始招兵买马,声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次主要是招募大中学生,即后来所谓美式装备的‘青年军’。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
        “这是国民党官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这种手法妙就妙在毋须强拉硬拽,就能请君乖乖地自动入瓮,上下不伤和气,是一杯‘敬酒’。
        “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这两种资料的出入虽有一些,但可以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金庸此时的政治态度,还是有些“偏左”。
        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和无能,让金庸非常失望,因此他就很自然地同情了作为新生的政治力量的共产党。
        从这些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金庸的大无畏的勇敢和魅力。金庸后来北上北京去新中国外交部求职,进左派报纸《大公报》等,都是与青年时这段对国民党政治的灰心失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