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金庸的一生最会把握良机,把握机遇。金庸的成功也在于他不固步自封,从不满足,而是一有机会就要寻找更好的发展。
        本来金庸一文不名,漂流无依,按常理到了《东南日报》被委以重任,意气风发,应该是满足了。但西湖虽好,却非金庸久留之地。1947年,金庸接受了《时与潮》杂志的聘请,贸然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杭州,转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抗战时期的《时与潮》可说是重庆最畅销的杂志。日本投降后,《时与潮》也和其他一些内迁单位一样,迁到了文艺人才荟萃的上海。国民党立法委员邓莲溪当了《时与潮》的后台老板,但这时的《时与潮》已难以在上海滩独占鳌头了。上海的报刊更是花样繁多,可谓群雄并起。
        1947年冬天,余兆文路过上海,下车去看望金庸。当时金庸独自坐在那个圆形编辑室里,不慌不忙从一大堆新到的外国报刊里挑选文章,先剪下来,分寄给各个特约译者去译,待那些译文寄回来,再由金庸亲自核阅修改,金庸名为主编,可手下并无其他编辑协同工作。因此,这个半月刊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干了。
        余兆文先生当时曾问金庸:“你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邓莲溪和你又不熟悉,他怎会打你的主意,把你从杭州拉到这里来?”
        金庸说:“不瞒你说,我为《时与潮》曾经翻译过一些文章,大概看我的动作比较快吧。在杭州《东南日报》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先看一遍,立即着手翻译,一二千字的文章两个多小时脱稿,一般不需要缮清重抄,当天就可寄回去。
        “这样译了一些时候,不知怎的,《时与潮》后来便聘请我。而我也觉得上海新闻界、文艺界比杭州活跃得多,所以就决定接受聘请来上海了。”
        金庸说话仍是不快不慢,脸上带着笑容。他是相当自信的,可并不显得自满。余兆文先生回忆说那座花园洋房,在他那次看望金庸时,见有几个高级套房被封锁起来空着,金庸当时是《时与潮》撑台的惟一主编,邓莲溪却只让金庸住在阁楼上。
        金庸当时没有计较这些,也是“大英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吧!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局面当然还是留不住金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