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自相矛盾的政治心态

        金庸一生自负有文章经济、安邦定国的大才,但事实上他在政治理想和抱负上都是饱受挫折。
        金庸既看穿了国民党的没落腐朽,又无法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对于金庸来说是一个“报国无门”的悲剧。这个悲剧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金庸又是命定的,无法避免的。因为在他早熟成型的政治观念中,潜在着深刻的对权力机构的恐惧心理。
        从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中国历史政治的看法是:权力机构与百姓民众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这个矛盾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这是有深刻洞见然而又是悲观主义的政治观点。事实上金庸永远都以“在野”的立场自居,他不可能与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任何其他官方进行协调的合作。综观金庸一生与政治发生的关系,无不是以一个“批判者”、“在野人士”的立场出现的。也许是金庸童年的印象,他对于政治丑恶的一面感受太强烈了。他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内心的阴影。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反映最多的政治形象,都是权术、残忍、狡诈、阴险、无耻、虚伪。在金庸笔下,当政者往往是昏聩无能的,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中的北宋政权,御外侮无策,征内敛有术,小人当道,贤者散置。更有谄媚腾达,忠良被害,治下百姓民不聊生,这些作品中的政权机构基本上是被讥讽被鞭挞的。《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书剑思仇录》《鹿鼎记》中的清王朝则是阴险、残忍、狡诈、无耻的人充斥其中,也是否定的形象。《碧血剑》《倚天屠龙记》中的明代及元代政权是昏庸与贪婪的,可以说金庸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政权机构没有一个是廉洁、开明的形象。
        金庸几乎对中国的政治失去了信心,在历史的政治中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他理想的政治观念代言的例子。也就是说,金庸虽然一生对政治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他并没有明确、成熟以及自认为可行的政治主张。
        有人指出,金庸对中国政治失望之后,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人格便是他为中国政治发展而思考出来的一种理想境界。
        《金庸评传》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一点:
        
        从金庸作品中对政治活动的描述和态度来看,金庸对中国历史上的“弱点政治”有着强烈的否定,并在否定中寄寓了自己的良性政治观。
        在金庸的良性价值观中,对一个优秀的从政者——杰出的政治家提出了一定的框范,这框范也是一个从政者必须要具备的三种优秀品质。
        首先是无私。从政者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私利,更不能把政治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就像一个习武者,如果用自己的武力欺压良善、滥杀无辜,或卖国求荣,那便成为江湖的败类,人人得而诛之。
        在金庸笔下,玩弄权术以满足自己私欲和野心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岳不群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左冷禅双目失明,众叛亲离;告密起家的吴之荣也是罪有应得。相反,以无私的精神而行走江湖的,则多是被奉为领袖的人物。《射雕英雄传》中的王重阳,不仅因为武功卓绝,也实由于他是当时抗金义师领袖的身份,而成为“东邪西毒北丐南帝”中的“神通”首脑;洪七公武功未必强过其他三人,但却因锄奸为民、持正不阿的精神被誉为武林第一人;郭靖更是典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侠之大者”。可见,一个从政者只有无私,以天下为公,为天下苍生谋利,才能成就崇高的事业。
        其次是爱民。作为皇帝,康熙的“永不加赋”是爱民;作为大侠,郭靖向成吉思汗死谏要求为天下百姓计而止戈息兵,也是爱民。爱惜民生,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即是这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战乱让百姓安居乐业;一是减少征敛让民生丰裕。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修身格言和为政理想。
        “自古知兵为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这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而有眼光的政治家还把百姓作为天下的衣食父母,以休养生息,减少征敛来让民生富足。
        在金庸作品中,爱民被提高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仅一个受尊敬的政治家要爱民,就是作为一个使枪弄剑的大侠,也要爱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是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一位侠士。这也表明:一个大侠,必须是要参与政治的。不问国事,那只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济危扶困,其境界尚不足成为“大”。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侠,那侠自然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仁者爱人”,官场中的“仁者”,就是政坛的侠士;而江湖上的大侠,也即是在野的优秀政治家。
        
        从大侠的标准和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相同这一点,既可看出金庸小说可贵的社会意义,也可看出金庸的政治价值观无处不在。
        除了无私和爱民外,金庸还要求一个政治家必须是果敢的。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果决敢为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这点在康熙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如擒获鳌拜,武力扑灭吴三桂,收复台湾等,都显示出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康熙的决断与勇气。
        因为这三件事是决定政治前途与命运的三件事,无论哪一件处理不彻底,都会引火烧身反受其累。而这三件事又都是心腹之患,早晚都得做。晚做不如早做。所以康熙下了极大的决心,作了极大的努力和准备。
        政治运作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江湖争斗中。江湖争斗和政治决斗一样复杂多变,惊险奇出。若想在江湖立足并主持江湖道义或与邪恶势力斗争,决断与勇气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面对左冷禅合并江湖的野心,“恒山三定”定闲、定逸、定静就挺身而出,虽死于非命而不悔;面对任我行的威胁笼络,令狐冲也当仁不让,声言誓死周旋;在日月神教意欲与正教决一死战的时候,少林、武当两派也领头上恒山欣然相助。面对压力不退让,不屈服,而是挺身而出,以天下义利为己任,以微躯尽全力,前赴后继,死而后已,这正是一个侠士的本色。所以,郭靖在襄阳城被困而守将无策之时,毅然担负起守城的大任,竭尽全力,直至城破身亡;段誉在天下数千豪杰为难萧峰之时,飘然而出,成全一个义字,更有虚竹插手相助,而大理以段正淳为首的众武士也是“大丈夫恩怨分明,以死相报耳”。这种知难而上,视困阻为无物的精神,正体现了果决和勇气。
        可以看出,金庸理想中的从政者的优秀品质,也是一个大侠的优秀品质。这也反映了金庸的政治观是与他关于侠的最高理想是息息相通的。
        侠的作为与境界,也是政治的作为与境界。江湖上需要大侠,政治上也需要大侠式的从政者。
        金庸的江湖世界又折射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因而也可以认为,大侠是金庸为中国历史发展而思考的一种理想境界。侠,是金庸政治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金庸对政治的良好希望,也同样反映在他对江湖世界的构想及对江湖事务的发展安排上。虽在江湖世界不可能逃避传统模式的框范,但在发展上,江湖世界相较于传统政治则更具理想性。江湖风波远不及现实政治的残酷,而江湖上的结局也比政治争斗的结果圆满与和谐。
        更重要的是,江湖结局往往大快人心,给人以希望和光明,而且总是邪不压正,总是正义胜过邪恶。《射雕英雄传》中的华山论剑,西毒欧阳锋与东邪黄药师总是未能占到上风;江湖恶势力的代表裘千仞仍以惨败收场;《神雕侠侣》中侠义的对立面是李莫愁和金轮法王及弟子霍都,全书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结;《笑傲江湖》中,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争霸江湖的野心瞬息破灭——也许这些安排是为了满足作者和读者愿望——为什么大家希望看到这种结局呢?
        可能现实政治中让大家失望的东西太多了,政治争斗的结果有时与大家的希望正相反,所以只能在江湖世界寻找一份安慰和寄托了。
        金庸的这些政治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和超乎寻常人的深刻洞察,但同时又有天真和幼稚的一面。
        这也就是金庸一生为什么在政治问题上屡次碰钉子的内在原因。
        一旦金庸真正亲临其境地介入政治(如“主流方案”风波),他就会发现现实的政治完全和他所想像的不一样。他善良的政治意愿,其实并不能通行。所以金庸有时候会大吃一惊:事情怎么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