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是金庸政治理想的寄托

        20世纪50年代金庸北上求职失败后,虽然已经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了戒心,但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是“偏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思想上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渐次而来的厌嫌低语。
        金庸此时已经在武侠小说创作上卓有成就,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金庸带来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政治束缚越来越大,思想控制越来越紧;因此他精神上很苦闷。据金庸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金庸已经不能适应《大公报》当时的“左倾”意识形态,于是金庸于1957年转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求发展。金庸一生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电影事业也是他内心的另一种心比天高的野心。然而长城电影制片公司,也是“左倾”的意识形态,金庸依然是不能适应。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于1948年底创办的,真正的老板是商人昌建康。“长城”成立后,专拍国语片。到了1950年,“长城”改组,袁仰安任总经理,这时“左派”机构开始控制“长城”,红色电影也在那时拍了不少。及至后来,更有人把“读书会”等组织,引进公司,向职员灌输红色思想,导致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从此,“长城”在整体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左派“机构。
        当时金庸离开《大公报》,也有摆脱思想限制的原因,金庸当时希望多拍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公司的摄制方针是思想教育为主,当然与金庸的主张不能相融,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批评金庸资产阶级级思想浓厚。金庸更加苦闷了,他的思想开始了转变,此时的金庸信奉独立、自由的民主政治观念,当然再难以忍受下去。金庸最后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自己创办《明报》。
        金庸创办《明报》,撇开商业意识不说,其实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寄托。追求独立和自由,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吃人的饭,端人的碗,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但是自立门户就不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金庸的确可以一抒压抑之气,干自己想干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了。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其发刊词几乎就是金庸政治观点的宣言书:维护“公平与善良”。
        《明报》出了半个月后,金庸意犹未尽。再一次在社论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导战争与混乱,报导凶杀与自杀,是很遗憾的;如果我们报导和平与安定,报导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从金庸的宣布中可以看出,此时金庸的政治立场已经不再是“偏左”,而是彻底地回到“中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