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想做“人民的传声筒”

        尽管60年代金庸一再表明他的政治态度是坚持“独立”“中立”的原则,无意与任何人或任何党派搞“对立”。但有了“逃亡潮”的先例之后,金庸事实上一直对方方面面保持着“批评家”的态度。
        “批评家”并不好当,金庸很清楚,政治压力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大多数时候,金庸还是相当的谨慎,就事论事,避免太露锋芒。
        比如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两篇“双十”文告,希望大陆军民起来反共,并承诺“国府”必予以支持,
        金庸在《明报》的社评《蒋介石的双十文告》一文中指出.
        
        ……从这两个文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大陆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大陆人民如果起义反共,也不至于贪图台方一个“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名字。
        但文告中有两点很可欣赏,第一点:“我们反攻复国的信条,是‘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第二点:“严禁阶级歧视和寻仇报复,恢复我国忠恕仁爱的善良风俗与安宁秩序。”这两点表现了:宽厚仁爱的泱泱风度,颇具中兴气象,只不过话是这么说,事实上不知能否做得到。
        
        金庸的口气还是很平和,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平和中不可掩饰的反讽意味。
        但是有时候金庸还是口气很严厉。1963年初,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消除私有制,处置一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金庸对这个“社教”运动,就大加抨击: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那一种方法。在中共目前的经济状况下,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呢?
        
        金庸确实在实行他的武侠小说中表现的政治态度。代表百姓民众的立场来对抗权力机构,像大侠的人格——为国为民。
        1964年金庸以报人身份访问日本后说的一席话,更清楚地看出他决心做“人民的传声筒”,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府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如果以更细致成熟的政治观念来看,金庸的这种当“人民的传声筒”的政治理想,还更多的是一种书生和平民的理想。
        要想“政府的命脉,真正的操在人民大众手里”,仅仅靠金庸这一点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