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表现出惊人的政治眼光和天才

        自“逃亡潮”事件之后,金庸逐渐向世人表现出他的政治天才。而到了60年代中期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运动,金庸的政治天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冷夏先生介绍金庸的政治天才道:
        
        1966年中,“文革”刚刚开始,金庸就以其独有的新闻慧眼,认为“文革”并不是在文化方面破旧立新,而是要夺权。而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都认为“文革”就是文化破“四旧”,因而攻击《明报》,指《明报》造“文革”之谣。后来的事实证明金庸的分析是很正确的。
        1966年4月19日,《明报》报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遭受整肃,他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受到批判;
        1966年7月3日,《明报》报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被整;部长陆定一实际上已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并预测部长职务有可能由陶铸来接掌;1966年7月7日,《明报》报道陶铸离粤滞留北京可能接替彭真、陆定一等人的职务,而陆定一被罢官已成定局;
        1966年8月13日,《明报》的报道指出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
        
        ……以上这些消息,当时中共官方并没有正式公布,各官方报纸也不做报道。《明报》通过外国通讯社和传媒的关系,取得这些内幕新闻,在香港传媒中独家刊载,令人关注;这些消息在《明报》登出来后不久,中共官方传媒也相继公开报道,《明报》的报道得到证实。
        1966年5月6日,“文革”正式爆发前夕,金庸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逐渐为世人所知,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中共军队在这场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且目前是颇占上风,但距离最后的决定,还遥远得很。”
        当时,海外传媒报道,普遍认为中共清算文人,是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破除文化上的“四旧”。金庸认为这是一场剧烈权力之争的序幕,透过现象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由表入里,可谓高瞻远瞩。
        5月10日和12日,金庸分别写出社评《彭真出了事么?》和《彭真之头痛矣》,认为中共清算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其实就是要揪出其支持者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到了5月上旬,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以及北京市委机关报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遭到批判后,金庸再次在5月20日的社评《大老板是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清算这些人,目的是要清算背后“大老板”,而且预测不出一个月,这位“大老板”就会被正面清算。
        5月26日,金庸更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指出,中共要清算的不仅是“大老板”,还有发“营业执照”给“大老板”经营“三家村黑店”的人:“……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能更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果然不出一个月,金庸预测“大老板”将被全面清算后半个月,“大老板”彭真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两职终于被罢免,由河北省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
        既然“大老板”已被揪出来,那发牌给“大老板”的那位“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是谁呢?
        金庸在6月4日的社评《彭真罢官》中不再含糊其辞,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最后要“清算”的这位“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就是刘少奇——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的之上又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在最近这场斗争中,刘少奇即使不是“指使”彭真,相信至少总有一些“包庇”与“支持”,但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也可能这次动不到他。
        由于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这是海外报刊中,第一次指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把刘少奇打倒的文章。在这之后,金庸又多次在社评中论及此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金庸的预测和分析。
        金庸的这种预测政治的超级敏感才能,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的引例。为了使读者对金庸这一方面大才的了解,我们根据《金庸传》的资料再举数例。
        (一)金庸预测了60年代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操作试验的准确时间
        1964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国将于近期进行一次核爆炸。但是爆炸是何日何时进行,却是一个难以探得的秘密,美国情报部门不得而知。
        金庸在10月1日的社评《中共核爆应在下午进行》一文中分析说:“当中共核爆成功时,美国如果侦查到,很可能比中共抢先宣布。”那么中共到底在何时试爆呢?金庸得出的结论是:
        
        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还是深夜,仪器中查到的,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
        
        后来的事实是:1964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引爆地点在西部地区,引爆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金庸的预测完全正确。
        (二)金庸第一个看出“文革”红卫兵的目标是推翻刘少奇
        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事,而大陆正面的政治宣传是“红卫兵”的任务就是“破四旧”。
        金庸在一篇刊于1966年9月1日《明报》上的社评《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文中,发表了当时是相当危言耸听的见解,指出“红卫兵”的目标将是推翻刘少奇:
        
        红卫兵是毛泽东、林彪发动起来打击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真正的目的在整肃党内的反毛林分子。什么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行动,只不过先来一个下马威,造成种“打他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的印象。《水浒传》中说凡有配军到来,先打一百“杀威棒”,红卫兵们大吵大闹,便是在打中央党内反毛林分子的杀威棒。神主牌、水月观音、维纳斯等因此遭灾,乃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苏联大使馆外的示威,也不过是佯攻而非主攻。
        ……如果认为毛泽东、林彪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组织红卫兵,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在“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
        
        金庸写这样的文章时,刘少奇还是堂堂国家主席,没有人看到更深的一层。为此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还对金庸的文章大加抨击,指责金庸造谣惑众。后来的事实说明,金庸这样的先见之明,客观来说是正确的。
        (三)1966年底金庸推断江青将正式参政
        1966年11月,在北京“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当时,江青只是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个小小官员,负责电影方面工作,并非正式涉足政坛。金庸由此推断出江青从此将在中共政坛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12月6日的社评中,金庸指出:
        
        ……很明显,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确立江青崇高的政治地位。
        
        金庸的推论相当正确,果然从此江青露尽峥嵘,在政坛上翻云覆雨,风光一时。
        (四)金庸在“文革”中林彪最得势之时预料到了林彪最终的下场
        1967年底,林彪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风光一时,地位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中共海军一批“积极分子”在北京一次集会中,林彪为他们题写了广为流传的“名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会上,“积极分子”多次强调必须以林彪为榜样,最后大会还“宣读了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
        金庸看出了这次大会大有文章,他甚至预测了林彪将不会有好下场。
        在1967年12月3日的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中,金庸分析道: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经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金庸写此文章之时,正当林彪在大陆最为得势之日。不久前毛泽东还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把这个决定写进了党章。除金庸之外,世上哪个人能想到林彪日后将有的下场呢?
        (五)金庸对美越战争形势发展的预测基本正确
        1967年度,美越双方经过一轮交战后,战火暂停下来。越南战争是否再起战火,当时有各种说法。金庸在当年12月22日的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一文中,分析美越将再起战火:
        
        从世界大局看来,明年2月至4月这三个月中,越战将进入无比激烈的局面。因为不久便将有圣诞休战,1月底又有农历新年休战。到5月雨季开始,便不利于美国空军的出击,而到10月份,美国的大选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到9月再开始大打,已来不及了。因此1月份中,詹森势将提出各种和平试探(最近提出了五个条件,但内容殊无新意,势难为越共所接受),这一个月中,如果对和平谈判达不成任何协议,则2月便将大打。前天美军又有4300生力军开到南越,使得驻越美军超过了韩战时的最高峰,那当然是为大打作准备。美国想在这三个月中取得若干进展是可能的,但想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恐怕难以如愿。
        
        越南战场正如金庸所料,1968年2月1日越共在南越各城镇同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美越又再交战。金庸2月3日的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还为此回应上一篇社评所论:“……1月份果然有和平试探,结果并无协议,甫交2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美越大打,美军在溪山受困。美国国内于是出现了是否向越军投放原子弹的争议。金庸在2月17日的社评《越战会否用核弹?》中谈及自己的观点:
        
        据我们观察,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地说这句话。一来是使越共心怀恐怖,不敢放手大搞;二来是使中共有所顾忌,不致贸然插手战局。
        ……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以上介绍的金庸神奇预测政治事件的例子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金庸的政治眼光真是让人叹为观止。除此以外,金庸神奇预测的例子还有:“文革”后期,邓小平落难江西,金庸在社评中分析邓小平很快就会重出政坛;江青横行霸道之时,金庸的社评骂她“不知往哪里躲”,说毛泽东一死,她也就没好日子过……
        有人曾经问金庸,为什么对中共政局的变化分析如此准确,金庸曾回答说,有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中国历史:“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是,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金庸还说,他一生中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模式,差不多所有中国人都按这个模式。”
        金庸高超的政治眼光,与其说是他的天赋,还不如说是他的深厚、广博的学识造就的。冷夏先生评价金庸的这些政治文论说;.
        “这些分析,预测时势、政局发展的社评,只是金庸众多社评中很少的—部分,而更多的,则是以理智、冷静的态度,以独立、公平的立场,去评说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部分社评,更能体现出金庸作为一个社评家所具有的风骨和智慧:支持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反对消灭传统戏剧;批评中共用行政命令改革文艺;力斥江青祸国殃民;声援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独醒之见皆为那个年代的强音,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由于《明报》太出色了,对每一次重大政治事件都有独家精辟的报道,所以《明报》的销量急剧上升。
        “逃亡潮”带旺《明报》,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竟使《明报》的销量稳定在12万份以上。《明报》的大报地位正式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