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励二首(其二)·梁启超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自励》二首作于清光绪27年(1901年)，时梁启超已亡命他国三载，方自印度、澳洲返日本。此诗“天骨开张，精力弥满”(陈衍《石遗室诗话》)，尽情抒发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满腔忧愤，对社会改革理想的热烈追求和誓死变法图强的慷慨抱负，具有强烈的精神感染力。

梁氏论诗，曾称一泻无遗式的抒情为“奔迸的表情法”，谓此时诗人“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进裂到字句上”(《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这首《自励》便可称为是以“奔进的表情法”写就。

诗中洋溢的，是作者献身之激情。梁氏为一感情激越、意气昂扬之诗人。戊戌变法失败，他远遁东走海外，却未消极颓唐，仍执着地要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对其时种种“旧俗”，他必欲移之而后快。此时他深受进化论思想之影响，重视进取，以“新民”为维新政治之首要任务(为此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尤注重倡扬“民权”，并不惜为之而冒成“万矢的”之险，甚至愿为此而“献身”，足可见其救国救民之一腔热诚。

作者在诗中也表达了他求新知之热情。作为一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家，虽然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前进到突变的革命道路，然他毕生追求新知，尤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用力甚勤。作此诗前后，梁氏言论渐趋激烈，不仅鼓吹“斥后(慈禧)保皇(光绪)”，还致力于思想启蒙宣传，表现出他探索救国真理的可贵热情。作者在当时尚未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重大冲突，其“著论”、“研哲理”和对新知之追求更具相当积极意义。诗中“著论”即指他自《时务报》至《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所写一大批新体政论和文艺短评，以《变法通议》、《自由书》、《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为代表，议论风发，情感充沛，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别具一格，冲破了传统旧文体束缚，“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传》)。在本世纪初的革命大潮中，梁氏的“著论”在宣传革命，激励人心方面影响甚巨，作者自称“求为百世师”，确未为过。

同时，此诗中也隐隐透出作者孤独之凄情。梁氏离乡去国，客居异邦，昔日变法战友，或亡或逃，一时星散，年前，八国联军入京，京师蒙难，同时维新派汉口自立军也失败，义士唐才常、林圭等牺牲，祖国阴霾密布，故作者虽议论纵横，放言无忌，鼓吹变法，不遗余力，然于此“海天寥廓”之时，孑然一人遥望神州，终心潮难平，虑及“十年以后”之变故，更难忖测，难免生几许凄凉，几许惆怅。也可称是历史的巧合，1911年，正好十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诗人的预感看来是有其道理的。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对清王朝既恨又恋，怀有复杂感情的改良派人士而言，他此时的想法，也是不难理解的。

这首诗乃作者自我勉励之词，前半可视为他自誓，后半则为其自况。梁氏尝谓其为诗“本为陶写吾心”(《饮冰室诗话》)，此诗即为其心灵之写照，不独有自勉之意，亦兼具劝勉他人之用心。虽篇末略含凄清，主调却是慷慨激昂，大声镗的；其中坦露的，正是一位志士的胸怀，流露的，亦为这位诗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