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归治装,箧中得亡儿旧函·黄节
南归治装,箧中得亡儿旧函·黄节
风飘残雪沪江干,忆汝家山骨未寒。
万里沧波无梦到,一缄尘迹隔年看。
只馀母妹平安语,信有诗书付托难。
谁谓《北征》愁杜子:瘦妻痴女尚为欢。
此诗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作者时三十五岁,只身旅居沪上,主编《国粹学报》。是年阴历四月,得广州来电,知子绶华暴病而卒,即治装南归,此诗当作于是时。诗初发表于《国粹学报》,后收入《蒹葭楼诗》集,有较大改动。
首联紧扣诗题,云“风飘残雪沪江干,忆汝家山骨未寒。”诗人在沪寓治装南归时节,正是春寒料峭之际,沪上江畔,尚有寒春风吹之冬尽残馀之雪,寒意正浓,刺骨厉心。此句写寒风残雪,较之初稿的“晚来风雨”,更能渲染孤寒凄寂的气氛,写出诗人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与心境意念。第二句亦切诗题。发现亡儿“旧函”,自然更要痛思爱子,此时儿在家乡新丧,尸骨尚有余温,岂不令诗人悲痛欲绝!上下两句,更以对比之笔,极写思亡儿的哀痛:儿是新亡,骨犹未寒;己居沪上,获知噩耗,却已深感寒意逼人。“风飘残雪”,令人身寒,正是诗人心境凄凉的委婉表达。失子之痛,犹在此“未寒”与已寒的两两对照中,强烈地反映出来。故定稿所改,自有匠心。
至颔联两句“万里沧波无梦到,一缄尘迹隔年看,”是对第二句“忆汝”之悼的深化。从上海到广州家乡,相隔万里沧海,亡儿幽魂,也不能入我梦来。诗人此句所写,是惊感丧子突然与惶惑,似不信儿亡。同时,此句还含有另一层意思,表达着对亡儿的一种愧疚之情,以为儿在母膝之下,自己关心不力,故未成梦,不料儿已亡故,愧悔痛惜之情,于此中婉曲含蓄地表现了出来。下句,梦虽未成,儿信仍在,见物思人,益感悲摧。“一缄”书信,今为“尘迹”,却仍牵动心扉,目睹今日手捧之“旧函”,犹如亲见昨年的爱子。所谓“隔年看”,是惜爱子之亡于不忍,见遗存之旧函,作“隔年”尚活在人世的儿子相看待,但是,毕竟旧函乃隔年之物,爱子确以亡于眼前。思而再思,痛而又痛,益见诗人失子之痛。
颈联两句,先荡开一笔,谓今“只馀母妹平安语”,子已亡,虽妻、女尚在,聊可告慰;但“母妹”来信,只报寻常的家室平安语,无论诗书学问,事业志向,故痛感“信有诗书付托难”。旧时知识者讲究家学渊源,望子继承己之道德文章,如今儿竟先已而亡,己之未竟之业、所怀之志,将难以付托后人为继。对于一位严肃的学者与诗人如黄节,无有比中年失子,“诗书付托难”,更为悲哀伤痛的了!此真学者痛子的深情,而非俗流可伦比。上句初稿作“只余忧患侵寻老”,过于为失子而显得情绪消沉,太多暮气。于今改定稿,既合亲情之念,又能突出己之怀抱之志,从一己之家事忧虑中,升华到学问事业的大事上写失子之痛,显得情感深沉、格调高亢,诗意的境界大为廓大了。
尾联两句,全删初稿“今日南归更何意,萧疏松菊不胜残,”而改定为“谁谓《北征》愁杜子?瘦妻痴女尚为欢。”这一改动,不仅大大深化了诗意,而且使境界大为升华。初稿两句,过份泥于一已之哀,眼界狭小,有随俗哭子之嫌,且以“萧疏松菊”形容自己为失子而心残形秽之状,亦欠得体,又不合节令时景,于全诗形象未谐,远不若改定稿之含蓄深切。杜子,即杜甫。杜甫官左拾遗时,曾归家探亲,作《北征》,记述途中所见安史乱后的战乱残迹,民情困顿,发抒忧国忧民的情思;亦写归家后所遇家室贫困、妻女苦况,国忧家愁,集于一诗。但人说杜甫《北征》中有深愁,诗人则谓不然,毕竟老杜还归家团聚,得到了“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的亲情欢愉。诗人改定此两句,表面上是说,杜甫并无丧子之痛,故归家见妻女,能得欢乐;而我则不然,归见妻女,一齐痛悼亡儿,何欢之有?但从更深处想,诗人有意提到《北征》,似也是以诗中所记所述所感之忧国忧家、民忧家愁,比照此番南归,并警策自己不为一子之失而过悲,以至弃家国之忧于不顾,毕竟妻女尚在,家室团聚,聊慰哀思,亲情与前程,当自责以重。此杜甫《北征》一事之用,廓大了全诗意境,诗的格调亦随之深沉而高昂多了。
本诗写得极是本色,纯以真情动人,但也步骤中程,格律谨严。黄节为诗,亦一如其治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诗两稿,定稿显然比初稿更具诗意、语言也更贴切:两相参看,可见诗人的锤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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