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郑燮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
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
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

扬州自古是繁华锦绣城池，到清乾隆年间，这里更是商业兴隆，商家聚居，人流如潮，歌吹沸天，东南的温柔富贵、奢侈縻荡之气，尽钟于此矣。因此，对晚年寄迹扬州、卖画度日的诗人、画家郑板桥来说，这可是个处处可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迹的城市，随手拈几例吧：

——那扬子江滨、大运河畔、瘦西湖岸，每到清晨，便有无数船只，争先恐后，冲破清晓弥漫的烟雾，汇集到此。是渔家为了生计、侵晓而起？否、否，全是那班画舫游船的主人，乘着大好春景，赶早出来趁生意、拉游客。看他们那副“破晓烟”的猴急相，真令诗人忍俊不禁。

——城里到处是丝竹管乐之声，那当然是乐工伶人之流在演出、在排练，当然不会有《击壤》、《南风》的太古淳音奏出，只能是一派靡靡，令诗人皱紧了眉。他不由得想像，那无形的乐声，倾城介奏着，该不会生出不可睹的手臂，去拂弄什么吧？什么呢？一定是榆钱——榆树的果，它的相貌可像铜钱呢，汉朝的三铢钱，不就叫“榆荚钱”么？拂弄榆钱干什么？不就是想挣钱想得慌么！

——“千家”，当然不止一千家，整个扬州市井，家家户户都是这样，都转这样的念头：生个女儿，该怎样教她挣大钱呢？一条路，去学歌舞、唱弹，学就一身娇媚宛转工夫，怕不能出入欢场、逢迎嘉宾么？要是能被哪位富贵人当作“瘦马”骑去，做父母的自可鸡犬升天、吃着不愁了。“先教曲”，后教什么呢？当然不会是贞静、女红、三从四德，只可能是——狐媚之道。

——“十里”，当然不仅这么点，而是整个扬州城郊，农夫该淳厚些吧？可也令诗人大失所望，他们再也不肯种稻产粮、勤力“本业”，却满畦满畛地栽上艳俗的花，只想去城里卖个好价钱：做的还是田里活计，从事的却是“末业”，这也算是种田？诗人心头，起了老大的疑问，搁着真是难解、难受。

——那隋堤，乃是昔年一代昏君隋炀帝的游览之地，后人到此，该以其淫佚亡国为前鉴、作深切的历史反思才是；如何现在一阵密雨过后，那堤岸却原来不曾沾湿半点？是堤上的杨柳太密、全遮隔了雨水？然也，不尽然也。除了杨柳，还有杨柳树下密匝匝的宝马香车、闹嚷嚷的游春儿女，他们那曾作什么反思，只顾挤在热闹堆里，艳羡着那昏君游历时的穷奢极侈。至于那些已“教”过“曲”的红衫少女，被春风吹动了她们的衣袖，她们竟一个个轻飘飘起来，似乎要飞升成仙——飞到炀帝的三十六宫去荡漾春情了！这那是什么隋堤，分明是郑、卫的桑间濮上了！

可叹呀可叹，可悲呀可悲，这真是个堕落的城市；诗人该是这么悲叹的吧，在诗的背后？好久以来，他已经自伤头白，老迈无力，不能再使风俗淳，只有以画竹描兰自励，不堕青云之志；现在，这个城市的美酒和香雾的温暖气息，已经反过来包裹住了他，让他举步维艰，与时俗格格不入，动辄得咎，只能独坐凝思、倍添悄然之感了。在本诗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这个奢华城市忧心悄悄、却又无可奈何的“词人”的黯然身影；这个“词人”，自然就是板桥自己。

郑板桥是位禀性清奇、不慕荣利、不爱钱财的耿介之士：这，已不必由笔者琐琐说明了。一个淡泊自守、高尚其志之士，其不趋流俗、忧患时风：这，笔者自也不敢丝毫持否定态度。不过，本诗除揭示了扬州(毋宁说是整个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缩影)的风俗不古、亦表达了诗人的清正襟怀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认识价值了么？

当然不是，虽然，那未必是出于诗人的主观动机。

试问：那些画舫主人、乐师伶工，如果不让他们去趁钱，他们该干什么呢？仍当辛苦渔夫、捕鱼纳税；仍流落街巷卖艺、聊以糊口么？

女儿们不教曲，她们该教什么呢？修贞静、习女红、识妇道，只待嫁去做本份媳妇、终身老于闺阁户牖之下么？

农夫们不栽花，那该种什么呢？去“力田”、“务本”，洒尽汗水以纳皇粮么？

来到名胜古迹，非要求不拘什么品流的人，都庄容肃貌、怀古吊今么？不能让他们也有片刻的想入非非么？

不能的，不可能的。从诗末诗人的无奈悄然来看，他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这是潮流所趋、不能逆转的。

但是，如果不在扬州，如果扬州的商业不繁荣，他们却真的可能仍是辛苦农夫渔人，仍是贫贱流浪艺人，仍是闺中静女，仍然头脑简单，不敢涉于非想；是商业的发达、城市经济的发达，使他们摆脱了上述那种命运，有了追求，有了希望——当然，追求的只是金钱富裕，境界不高，决不能为高明淡泊之士所首肯。

但正因有了这种追求，传统的观念才被打破、被扔弃：人们不再耻于言利，女性不再耻于抛头露面，农夫不再囿于“重本”之见。几千年的封建正统的清规戒律，在活生生的商品经济面前失色、失效了。

大概，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吧？这种萌芽，是行为，也是观念，虽然还不曾总结为理论。

或许，本诗中无意流露的这种萌芽意识，才是本诗的认识价值之所在吧？虽然这不是诗人的本意，不过，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与作者的主观动机相反，这也是常有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