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幺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

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

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之还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童区寄传》，是一篇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

封建时代的文人，一般只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立“传”。柳宗元的这篇“传”，却是为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写的。

“传”(传记)者，“传”(传达、流传)也。一个穷孩子，有什么可“传”的呢？这里首先发生了如何选材、如何突现主题思想的问题。

作者在开头的一段类似“引言”的文字中说：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儿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区寄这个童子“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以看出：作者对暴徒劫缚弱小的恶俗异常不满，对不设法制止劫缚，反而借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而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这几点，如有舍弃，也将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倘要同时得到表现，又难免头绪纷繁，不易突出重点。作者的高明之处，首先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举重若轻，以简驭繁，集中力量写区寄的被劫、反抗、胜利及其影响，而当区寄的形象逐渐站立起来、丰满起来的时候，前述的几点意思，也跟着突现出来了。

传文本身的第一段，只用“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十三个字叙述了主人公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身份。叙述这一些，本是古文中纪传体的老套子；但这十三个字，却不应作老套子看。

“引言”中说：“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知作者打算写童区寄的“奇”。而在写“奇”之前，却先写他并不“奇”。这倒不仅是为了使文势跌宕，富有波澜；更重要的是先要为他的“奇”提供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奇”，常常是植根于“平凡”之中的。加个“童”字，表示区寄是个小孩。小孩有什么“奇”呢？区寄是个“荛牧儿”，每天“行牧且荛”，这又有什么“奇”呢？然而不难设想：这个穷孩子正是在“行牧且荛”的平凡生活里得到了锻炼。他自然爬过峭壁，涉过急涧，砍过荆棘，也许还驱逐过毒蛇猛兽。惟其如此，才可以做出下文要写的“奇”事来。若果换上个未经风雨的纨袴子弟，则下文所写的“奇”，就未免“奇”得难于令人置信了。此其一。

“引言”中点出越地劫缚儿童成风，这里写区寄正是个儿童，已暗示出有可能被劫缚。而他又是个“荛牧儿”，一则无钱无势，二则常出没于荒野，暴徒劫缚他既不需费多大的气力，又无后顾之忧。此其二。

寥寥十三字，不仅介绍了主人公的简况，而且为此后情节的开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埋下了根子。

第二大段包括两个小段，写区寄的被劫、反抗及其胜利，是全文的主体。

紧接上段，先写区寄“行牧且荛”之时被“二豪贼劫持”。“二”字、“豪”字，都不应随便读过。贼既豪强，又是两个，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极其悬殊；而贼子的手段又万分凶狠毒辣，于劫持区寄之后，立刻“反接”双手，“布囊其口”，抓到四十里以外的市集上去卖。看来，这个十一岁的孩子绝难逃出魔掌了。几个简短的句子，写得惊心动魄，读者在痛恨豪贼的同时，不能不为主人公的命运捏一把汗。然而，就在这惊险万状之时，主人公出人意料，显出了他的“奇”。他在强敌面前，毫不“恐栗”，却装出“恐栗”的样子，像一般小儿遇到危险时那样哭哭啼啼，有意识地使敌人麻痹大意。敌人果然中计了，满以为胜算在握，开怀畅饮之后，一个去市集上谈交易；另一个醉醺醺地“植刃道上”，睡着了。区寄抓紧时机，磨断捆绳，“取刃杀之”。

读者刚刚松了一口气，而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区寄被从市集上回来的豪贼抓住了，眼看要被杀死。然而区寄这个孩子真不简单！他根据敌人唯利是图的特点，揭穿了二贼之间基于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使得那个利欲熏心的贼子因区寄杀了他的同伴，得以独吞利益而额手称庆，从而放下了刀。可是，这一回，他防备更严了，区寄的处境比上一次更困难。而处境愈困难，又恰恰愈有利于表现他的“奇”。他终于想方设法，除掉了这个敌人。

杀死第二个贼子之后，区寄不像上一回那样逃跑了，他大声号呼，惊动了赶集的众人，对他们陈述经过，“愿以闻于官”。这显然不止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想通过这件事引起官府对劫缚之风的注意。而这，在行文上又反跌出下一段。

这一大段，作者用异常精练、生动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写出正反双方针锋相对、曲折复杂的斗争及其结局，从而表现了区寄惊人的沉着、机智、勇敢和在强敌面前毫不畏缩、敢于反抗、敢于夺取胜利的优秀品质，揭露了敌人残酷、贪婪的恶行和貌似强大而实质上虚弱的特点。

最后一段，写区寄斗争胜利的社会影响，分两层。头一层，从官府方面着笔。“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层层上报，直闹到最高级的地方行政长官桂管观察使兼桂州刺史颜证那里，足见这案件已轰动一时。“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区寄既“幼”且“愿”(老实)，不“奇”；照应第一段。“幼愿”而能“讨杀二贼”，“奇”；“刺史颜证奇之”，照应第二大段。“留为小吏，不肯”，这在刺史之流眼中，更是“奇”上加“奇”。

这一层，是对区寄的赞扬，也是对官府的鞭打。这样轰动一时的大案件，却丝毫没有引起官府对劫缚之风的注意，从而采取措施。刺史感兴趣的，只是想把那个“奇”儿“留为小吏”，替他做爪牙而已。区寄不肯做他的爪牙，就用“与衣裳，吏护之还乡”的省事办法，了结了这一案件。

第二层，从劫缚者方面落墨。区寄的斗争胜利给那些“行劫缚者”以沉重的打击。在他们看来，区寄比历史上著名的少年勇士秦武阳还有能耐，因而不敢触犯他。

从“童寄者”到结尾，不过二百五十余字，却描绘出相当丰富多彩的画面。写豪贼行劫，凶暴毒狠，令人握拳透爪；写区寄斗争，愈出愈奇，令人拍案叫绝；写斗争胜利的影响，寓意无穷，引人深思。而斗争分两步，各有特点；影响分两层，各有重心。笔墨极洗练，而又极富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章法上，前面已提到了；也还表现在句子上。举例说：写贼缚区寄，第一次用“反接”，第二次则说“愈束缚牢甚”；写区寄自解其缚，前一回，“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后一回，则“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

乍看起来，作者很客观地描绘了这幅图画。细读几遍，就会发现在这似乎很客观的描绘里，渗透着作者的强烈爱憎，闪耀着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夺目的思想。爱什么，憎什么呢？爱的是英勇斗争的区寄，憎的是劫缚之风和“因以为己利”的官府。光辉的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人民要免于劫缚之苦，不能指望官府(官府正是劫缚之风的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当然，这不一定是作者主观上的明确认识，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社会效果，的确是这样的。

〔注〕越：通“粤”。毁齿：换乳牙。《白虎通·嫁娶》：“男八岁毁齿，女七岁毁齿。”此处指当换牙年龄的儿童。鬣：此指髭须。童区(ōu欧)寄：儿童姓区名寄。桂部从事杜周士：从事，州郡长官僚属。唐高宗时，于岭南地区置广、桂、容、邕、安南五府节度使，统属于广州都督府，名“岭南五管”。桂管治所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杜周士，贞元十七年(801)中进士第，曾任桂管观察留后。柳宗元有《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作于永州。另据《资治通鉴》及《新唐书·南蛮传》载，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兼领之。长庆二年(822)，邕州人不乐属容管。监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过邕州，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周士从事五管，积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遣人盗其状稿，周士愤死。可略见其生平。郴州：今属湖南，唐属江南西道潭州中都督府。《文苑英华》卷七九四所收本文，“郴”作“柳”。按区寄事，文中言“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查《旧唐书·德宗纪》，颜证于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由桂管防御使迁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事当是发生在岭南道桂部属下之柳州境内，然后桂州刺史得以过问，桂部从事知悉而告柳宗元。且郴州西距桂境不下四百里，二豪贼在郴劫持区寄，行逾四十里至墟所，不应已属桂部辖境，此亦“郴”字可疑之一证。近人章士钊《柳文指要》说：“世传柳集各本，皆一律作‘郴州’字。案‘郴’、‘柳’两字，偏旁相同，集或旧是‘柳’字，因年久漫漶，字讹作‘郴’，大是可能。”可供参考。秦武阳：《战国策·燕策三》：“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与忤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