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嘉《制台见洋人》
制台见洋人
李宝嘉
且说这位制台,本是个有脾气的,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不论你是实缺藩台,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藩台尚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说了。州县以下,更不用说了。至于在他手下当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越发不必问的了。
且说有天,为了一件甚么公事,藩台开了一个手折,拿上来给他看。他接过手折,顺手往桌上一撂,说道:“我兄弟一个人,管了这三省事情,那里还有工夫看这些东西呢?你有什么事情,直截痛快的说两句罢!”藩台无法,只得捺定性子,按照手折上的情节,约略择要陈说一遍。无如头绪太多,断非几句话所能了事。制台听到一半,又是不耐烦了,发恨说道:“你这人真正麻烦!兄弟虽然是三省之主,大小事情,都照你这样子,要我兄弟管起来,我就是三头六臂,也来不及!”说着,掉过头去,同别位道台说话。藩台再要分辩两句,他也不听了。藩台下来,气的要告病。幸亏被朋友们劝住的。
后来不多两日,又有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这位淮安府,乃是翰林出身,放过一任学台。后来又考取御史,补授御史,京察一等放出来的。到任还不到一年,齐巧地方上出了两件交涉案件,特地上省见制台请示。恐怕说的不能详细,亦就写了两个节略,预备面递。等到见了面,同制台谈过两句,便将开的手折,恭恭敬敬递了上来。制台一看,手折上面写的,都是黄豆大的小字,便觉心上几个不高兴;又明欺他的官,不过是个四品职分,比起藩台差远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说道:“你们晓得我年纪大,眼睛花,故意写了这小字来蒙我!”那淮安知府,受了他这个瘪子,一声也不响。等他把话说完,不慌不忙,从从容容的,从地下把那个手折拾了起来。一头拾,一头嘴里说:“卑府自从殿试朝考,以及考差考御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写的是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这个小字。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晓得大帅是同皇上相反,一个个是要看大字的。这个只好等卑府慢慢学起来。但是如今这两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缓的,所以卑府才赶到省里,来面回大帅。若等卑府把大字学好了,那可来不及了!”制台一听这话,便问:“是两件什么公事?你先说个大概。”淮安府回道:“一件为了地方上的坏人,卖了块地基给洋人,开什么玻璃公司。一桩是一个包讨债的洋人,到乡下去恐吓百姓,现在闹出人命来了。”制台一听,大惊失色道:“这两桩都是关系洋人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快把节略拿来我看!”淮安府只得又把手折呈上。制台把老花眼镜带上,看了一遍。淮安府又说道:“卑职因为其中头绪繁多,恐怕说不清楚,所以写了节略来的。况且洋人在内地开设行栈,有背约章;就是包讨帐,亦是不应该的。况且还有人命在里头!所以卑府特地上来,请大帅的示,总得禁阻他来才好。”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把手折一放,说:“老哥,你还不晓得外国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么?地方上百姓,不拿地卖给他,请问他的公司到那里去开呢?就是包讨帐,他要的钱,并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寻死,与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晓得地方有这些坏人,就该预先禁止他们,不准拿地卖给外国人才是。至于那个欠帐的,他那张借纸,怎么会到外国人手里,其中必定有个缘故。外国人顶讲情理,决不会凭空诈人的。而且欠钱还债,本是分内之事,难道不是外国人来讨,他就赖着不还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么好百姓了。现在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才会被人家欺负。等到事情闹糟了,然后往我身上一推,你们算没有事了。好主意!”原来这制台的意思是:洋人开公司,等他来开;洋人来讨帐,随他来讨。总之,在我手里,决计不肯为了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你们是做我的属员,说不得都要就我范围,断断乎不准多事。所以他看了淮安府的手折,一直只怪地方官同百姓不好,决不肯批评洋人一个字的。淮安府见他如此,就是再要分辩两句,也气得开不出口了。制台把手折看完,仍旧摔还给他。淮安府拿了禀辞出去,一肚皮没好气,正走出来,忽见巡捕拿了一张大字的片子,远望上去,还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只听那巡捕嘴里叽哩咕噜的说道:“我的爷!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他老人家吃着饭,他来了。到底上去回的好,还是不上去回的好?”旁边一个号房道:“淮安府才见了下来,只怕还在签押房里换衣服,没有进去也论不定。你要回,赶紧上去,还来得及。别的客,你好叫他在外头等等。这个客,是怠慢不得的!”那巡捕听了,拿了片子,飞跑的进去了。这里淮安府自回公馆,不提。
且说那巡捕赶到签押房,跟班的说:“大人没有换衣服,就往上房去了。”巡捕连连跺脚道:“糟了,糟了!”立刻拿了片子,又赶到上房。才走到廊下,只见打杂的正端了饭菜上来。屋里正是文制台一迭连声的骂人,问为什么不开饭。巡捕一听这个声口,只得在廊檐底下站住。心上想回,因为文制台一到任,就有吩咐过的,凡是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人来拜,或是下属禀见,统通不准巡捕上来回,总要等到吃过饭,擦过脸,再说。无奈这位客人,既非过路官员,亦非本省属员,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他三分。如今叫他在外面老等起来,决计不是个道理。但是违了制台的号令,倘若老头子一翻脸,又不是玩的。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捱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那巡捕得了这句话,立刻三步并做二步,急忙跑了出来。走到外头,拿帽子摘了下来,往桌子上一丢道:“回又不好,不回又不好。不说人头,谁亦没有他大,只要听见‘洋人’两个字,一样吓的六神无主了。但是我们何苦来呢!掉过去一个巴掌,翻过来又是一个巴掌;东边一条腿,西边一条腿!老老实实不干了!”正说着,忽然里头又有人赶出来,一迭连声的叫唤说:“怎么还不请进来?”那巡捕至此,方才回醒过来,不由的仍旧拿大帽子合在头上,拿了片子,把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原来来拜的洋人,非是别人,乃是那一国的领事。你道这领事来拜制台,为的什么事?原来制台新近正法了一名亲兵小队。制台杀名兵丁,本不算得大不了的事情;况且那亲兵,亦必有可杀之道,所以制台才拿他如此的严办。谁知这一杀,杀的地方不对,既不是在校场上杀的,亦不是在辕门外杀的,偏偏走到这位领事公馆旁边,就拿他杀了。所以领事大不答应,前来问罪。当下见了面,领事气愤愤的,把前言述了一遍,问制台为什么在他公馆旁边杀人,是个什么缘故。幸亏制台年纪虽老,阅历却很深,颇有随机应变的本领,当下想了一想,说道:“贵领事可是来问我兄弟杀的那个亲兵?他本不是个好人,他原是拳匪一党,那年北京拳匪闹乱子,同贵国及各国为难,他都有分的。兄弟如今拿他查实在了,所以才拿他正法的!”领事道:“他既然通拳匪,拿他正法,亦不冤枉;但是何必一定要杀在我的公馆旁边呢?”制台想了一想道:“有个缘故。不如此,不足以震服人心。贵领事不晓得这拳匪,乃是扶清灭洋的。将来闹出点子事情来,一定先同各国人及贵国人为难。就是于贵领事,亦有所不利。所以兄弟特地想出一条计来,拿这人杀在贵衙署旁边,好叫他们同党瞧着,或者有些怕惧。俗语说得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兄弟虽然只杀得一名亲兵,然而所有的拳匪见了这个榜样,一定解散,将来自不敢再同贵领事及贵国人为难了。”领事听他如此一番说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夸奖他有经济,办得好。随又闲谈了几句,告辞而去。
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我可被他骇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又把巡捕号房统叫上来,吩咐道:“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我决计不怪你们的。你们没瞧见,刚才领事进来的神气,赛如马上就要同我翻脸的!若不是我这老手,三言两语拿他降伏住,还不晓得闹点什么事情出来哩!还搁得住你们再替我得罪人吗?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巡捕号房统通应了一声“是”。
制台正要进去,只见淮安府又拿着手本来禀见,说有要紧公事面回;并有刚刚接到淮安来的电报,须得当面呈看。制台想了想,肚皮里说道:“一定仍旧是那两件事。但不知这个电报来,又出了点什么岔子。”本是懒怠见他的,不过因内中牵涉了洋人,实在委决不下!只得吩咐说:“请。”霎时淮安府进来,制台气吁吁的问道:“你老哥又来见我做什么?你说有什么电报,一定是那班不肖地方官又闹了点什么乱子。可是不是?”淮安府道:“回大帅的话:这个电报,却是个喜信。”制台一听“喜信”二字,立刻气色舒展许多,忙问道:“什么喜信?”淮安府道:“卑府刚才蒙大人教训,卑府下去,回到寓处,原想照大人的吩咐,马上打个电报给清河县黄令;谁知他倒先有一个电报给卑府,说玻璃公司一事,外国人虽有此议,但是一时股分不齐,不会成功。现在那洋人接到外洋的电报,想先回本国一走,等到回来再议。”制台道:“很好!他这一去,至少一年半载。我们现在的事情,过一天是一天。但愿他一直耽误下去,不要在我手里出难题目给我做,我就感激他了!那一桩呢?”淮安府道:“那一桩原是洋人的不是,不合到内地来包讨帐……”制台一听他说洋人不是,口虽不言,心下却老大不以为然,说:“你有多大的能耐,就敢排揎起洋人来?”于是又听他往下讲道:“地方上百姓动了公愤,一哄而起;究竟洋人势孤……”制台听到这里,急的把桌子一拍道:“糟了!一定是把外国人打死了!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得起?前年为了拳匪,杀了多少官,你们还不害怕吗?”淮安府道:“回大帅的话:卑府的话还未说完。”制台道:“你快说!”淮安府道:“百姓虽然起了一个哄,并没有动手,那洋人自己就软下来了。”制台皱着眉头,又把头摇了两摇,说道:“你们欺负他单身人,他怕吃眼前亏,暂时服软;回去告诉了领事,或者进京告诉了公使,将来仍旧要找我们倒蛋的!不妥不妥!”淮安府道:“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晓得自己的错处,所以才肯服软的。”制台道:“何以见得?”淮安府道:“因为本地有两个出过洋的学生,是他俩听了不服,哄动了许多人,同洋人讲理。洋人说他不过,所以才服软的。”制台又摇头道:“更不妥!这些出洋回来的学生,真不安分!于他们本身不相干,就出来多事。地方官是昏蛋!难道就随他们吗?”淮安府道:“他俩不过找着洋人讲理,并没有滋事。虽然哄动了许多人,跟着去看,并非他二人招来的。”制台道:“你老哥真不愧为民之父母!你帮好了百姓,把自己百姓竟看得没有一个不好的;都是他们洋人不好。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如今同洋人也是这样。若不趁早整顿整顿,将来有得弄不清楚哩!你且说那洋人服软之后,怎么样?”淮安府道:“洋人被那两个学生一顿批驳,说他不该包讨帐,于条约大有违背;如今又逼死了人命;我们一定要到贵国领事那里去告的。”制台听了,点了点头道:“驳虽驳得有理,难道洋人怕他们告吗?就是告了,外国领事岂有不帮自己人的道理?”淮安府道:“谁知就此三言两语,那洋人竟其顿口无言,反倒托他通事同那苦主讲说,欠的帐也不要了,还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抚恤死者的家属,叫他们不要告罢。”制台道:“咦!这也奇了!我只晓得中国人出钱给外国人,是出惯的,那里见过外国人出钱给中国人?这话恐怕不确罢?”淮安府道:“卑府不但接着电报,是如此说,并有详信,亦是刚才到的。”制台道:“奇怪!奇怪!他们肯服软认错,已经是难得了。如今还肯出抚恤银子,尤其难得,真正意想不到之事!我看很应该就此同他了结。你马上打个电报回去,叫他们赶紧收篷,千万不可再同他争论别的,所谓‘得风便转’。他们既肯赔话,又肯化钱,已是莫大的面子。我办交涉也办老了,从没有办到这个样子。如今虽然被他们争回这个脸来,然而我心上倒反害怕起来。我总恐怕地方上的百姓不知进退,再有什么话说,弄恼了那洋人。那可万万使不得!俗语说得好,叫做‘得意不可再往’。这个事可得责成你老哥身上。你老哥省里也不必耽搁了,赶紧连夜回去,第一弹压住百姓,还有那什么出洋回来的学生,千万不可再生事端;二则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他一时为理所屈,不能拿我们怎样,终究是记恨在心的。拿他周旋好了,或者可以解释解释。我说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诀,你老哥千万不要当做耳边风。你可晓得你们在那里得意,我正在这里提心吊胆呢!”淮安府只得连连答应了几声“是”。然后端茶送客。
《制台见洋人》选自《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已接近全书的尾声。
中国社会,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政治极端黑暗,官场空前腐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节节退让,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丑态百出。有人称它为“洋人的政府”。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一批封建官僚如同多面兽。他们对人民群众如虎如狼,在洋人面前却如犬如鼠。《制台见洋人》,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状况。作者通过对制台的描写,为清朝政府高级官僚画了一幅生动的肖像,对他们给予无情的暴露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深思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
小说中的这位“制台”,名叫“文明”,是两江总督,负责管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一个相当大的官。他在下级面前极端专横。“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即使是中央委派现任省一级的长官,“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一点面子不留。小官小吏和差役人员更不用说,“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小说从这一点写起。先写他如何对待一位省级长官,又写他如何对待淮安府知府,再写他如何对待一个具体办事的巡捕。这样一层层写下来,然后才写他如何对待洋人。先后一对比,把这位文明制台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这一招很妙。
有了这样两重铺垫,下面再写文制台如何接待巡捕,接待洋人,便益加精采。
巡捕禀报:“有客来拜。”只因违反了文制台吃饭时间概不见客的规定,“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是一顿臭骂,“举起腿来又是一脚”。文制台的威风,这时已被揎到了天上。可是,等到巡捕说:“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作者这样一写,就如同为文制台拍了一张反差极大的照片。亮的地方极亮,黑的地方极黑,把他猛的一下从天上摔到地下,使他来不及逃遁、掩饰,丑恶灵魂全部暴露在读者面前。
在讽刺艺术中,经常使用这种艺术手法。作家有意将事物推向两个极端,在相邻或相近的时间或空间中,巧妙地展现同一事物极端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极大,一极小;一极强,一极弱;一极高,一极低;一极“美”,一极丑;一极“善”,一极恶;一极“勇”,一极怯;一极“真诚”,一极虚假;一极高贵,一极卑贱;一极富有,一极贫穷;一极温良,一极凶险;一极嚣张,一极委顿……这种强反差的对比,常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强烈的印象,使读者如同猛地从高空坠地,先是在心理上产生如同欲呕的极不舒适的近似生理性的反应,但随之感到滑稽,并产生一种类似解脱、顿悟的快感。读者将因此难以忘怀。在笑话、相声、寓言、讽刺小品、杂文、喜剧、讽刺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段落。观众、读者常为之捧腹大笑。《制台见洋人》成功地使用了这种艺术手法。不过,一般的相声、笑话、寓言等作品,所讽刺的对象,常常是类型化的,如胆小鬼、吝啬鬼、伪君子、假美人,等等,他们往往缺少具体时代特征,而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同类人物某一方面特点的概括。《制台见洋人》所写的却是清朝末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因而更富有现实感。
这一时期,有相当一批官僚是象文制台一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人面前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在洋大人面前却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他们处处事事生恐得罪洋人。文制台接见淮安府知府,先是摆不完的臭架子,一听涉及洋人,立即“大惊失色”,千方百计为洋人辩护。等到洋人真的来了,文制台先是“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然后又编造谎话,向洋人讨好卖乖。洋人走了,“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我可被他骇得我一身大汗了!’”这种奴才心理、奴才骨头,是清朝末年一大批官僚的真实写照。
作者在刻画这种人物时,用了几种方法:一是前面所说的强反差对比。先写他在中国人面前拿腔摆谱,不可一世,凶狠蛮横,如虎如狼,显得极端野蛮、愚蠢、颟顸、腐朽;而后却写他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媚骨,心虚胆怯,如羊如鼠。这时,他象奴仆一样工于心计,唯恐不周,显得极端卑微、怯懦、下贱。这样一对比,其人真相,便人人可知了。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他的言语、神态、动作,刻画其内心世界。小说中大量写了他的谈话:有他说出口的自白,有他“肚皮里”的内心独白,有他对别人的辱骂、训斥、反驳,有他对问题的分析议论,还有他对下级“推心置腹”的“金玉之言,外交秘诀”。言为心声,这样方方面面地一写,文制台的内心世界就昭然若揭了。再加上他前前后后的神态、动作,这个人物便活灵活现地站到了纸上。
第三种方法是通过作者和书中其他人物对他的评论来写他的为人。小说开头,先由作者做了一番概括的介绍,然后通过文制台接见藩台、知府、巡捕时的一连串事实来说明印证,等到写完文制台接见洋人,又写洋人“领事听他如此一番说话,不由得哈哈大笑,夸奖他有经济,办得好”。洋人对这个奴才的“夸奖”,恰正显出了他的卑劣。这种方法,用得不好,容易使描写简单化,显得粗浅。但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还是可以揣摩学习的。学得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
第四种方法是故作曲笔,以取得较强的艺术效果。如写洋人出场,先通过淮安府知府的禀报描写一番,使读者看到洋人为非作歹的情况和文制台惧怕洋人的心理。这如同一段引子。而后写巡捕禀报,他“拿了一张大字的片子,远望上去,还疑心是位新科的翰林”。巡捕明知道在制台吃饭时不能前去禀事,“违了制台的号令,倘若老头子一翻脸,又不是玩的”,“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但他还是“飞跑的进去”,挨着打骂,“泼出胆子来”禀报。这位来客是什么“要紧的”贵人呢?前面不说,只说巡捕嘴里叽哩咕噜地说道:“我的爷!早不来,晚不来……”又通过一个号房的口,说:“别的客,你好叫他在外头等等。这个客,是怠慢不得的!”下面又通过巡捕的内心活动,说:“无奈这位客人,既非过路官员,亦非本省属员,平时制台见了他,还要让他三分。”是谁呢?不说。挨了打骂,又说来客“与别的客不同”。是谁?仍然没说。直到制台说了:“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这才交代出“是洋人”。制台猛地一下从火冒三丈的嚣张气焰中重重地跌下来,“怔在那里半天”。这样写,艺术效果强烈。俗话把这种手法叫做“卖关子”。后面写文制台同淮安府知府的大段谈话,也是屡用曲笔,有意让事情的结局迟迟出现,使读者为之着急。这样写,有时效果较好。虽然这只不过是一般小说家乃至说书艺人都会使用的小手段,算不上什么高明的艺术技巧,但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也还是可以借鉴的。不过,这类方法不可硬套,套用不好,会使自己的文章显得浅薄、俗气。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官场现形记》不能算第一流作品。鲁迅把它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等,称做“谴责小说”,说它们“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因此,“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吴敬梓)后尘”,无法与《儒林外史》比肩。但是,它符合当时的“时势要求”,读者“得此为快”,所以“骤享大名”,一时出现了很多模仿之作,都以“现形”为名目。
当时,有一位名叫孙宝瑄的著名人物,在日记中写道:“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乎。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其刻划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夜,观《现形记》终卷。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忘山庐日记》)由此可见,这一类书在当时曾经有过很大影响。对它们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效果,都不应该过于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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