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亡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尔！”长者闻此，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报刘一丈书》，是古代散文中的不朽之作。作者宗臣，是明代文坛“后七子”之一，但他这篇文章却无心拟古，直抒胸臆，这不仅和他的思想、性格有关，也和他选用书信这种文体有关。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收信人刘一丈，名玠，字国珍，号墀石，与宗臣同乡。生于弘治八年(1495)，与宗臣之父宗周同龄，长宗臣三十岁，是宗臣的父辈。据《兴化县志》和宗臣其它诗文记载，刘玠“负才瑰玮，博识强记”，“为文宏丽典实，说往事，谈名理，亹亹数千言”，“闲居于不停披，口不绝吟”，“所著有《管窥集》”。为人关心国事，讲究操守，“非友不交，非义不取”。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不幸落选。可是，当他的同乡密友李春芳青云直上，位居翰林时，来信招他北上，他却“置之，不答”。其时严嵩当国，刘玠绝意仕进，以布衣殁于乡里。李春芳认为他是“今之伏龙凤雏(诸葛亮、庞统)”。朋友们都对他非常尊敬，并对他终老乡里深感惋惜。他与宗臣的父亲宗周是至交，又和宗臣结为忘年好友，对宗臣一直非常关怀、赞赏。宗臣在别的文章中写道：“余之孩也，丈置之膝弄焉，辄叹曰：‘是儿勃勃英气！’稍长，睹余词，则又以国士顾余，时时为人诵说‘宗生’、‘宗生’云。”直至宗臣成名之后，“长者爱我，不殊束发授经时也”。两人相逢，“啸歌中夜”，无话不谈。(见宗臣：《宗子相集》)知道这些背景材料，对我们深入理解这篇《报刘一丈书》，细致体会它的语言风格、写作特点，很有好处。

明朝嘉靖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著名的“海瑞骂皇帝”，就发生在嘉靖年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嘉靖中叶，宰相严嵩父子专权，“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迟，显祸立见”。朝廷上下，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社会风气极端败坏。许多士大夫，阿谀逢迎，相竞奔走于严氏之门。本文就是反映这种社会状况的。

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数千里外”，到“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得到了刘玠的来信和礼物，回信深表感谢。文章的标题是“报刘一丈书”，“报”，即“答”。对方来信，并有馈赠，理应去信答复以表谢意。这是这类书信的一般写法。但是，如前所述，宗、刘并非一般泛泛之交。这些话语中渗透着作者的一片真情，不能看做是一般书信中的套语。

第二段，由“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至“长者谓仆能之乎”。这是答书中的主要部分。作者就刘一丈来信中称赞自己的八个字：“上下相孚，才德称位”大作文章，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社会上所谓“上下相孚”的种种丑态。刘玠来信中对宗臣的称赏，是出于真诚。早在宗臣童年时，他就称赞“是儿勃勃英气”，青年后又以“国士”称许。宗臣当然能够理解刘一丈来信中的赞语并非一般应酬。那么，他为什么要就“孚”与“不孚”写这样一大段话呢？这是借题发挥，是作者愤世嫉俗的强烈感情的宣泄。他知道，收信人刘一丈不难理解这点。只有互相之间非常知心的好朋友，才会在书信中这样写。在当即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不便这样写的。这正是好朋友之间特有的对话方式。

宗臣写了三种人：一是到权贵门上逢迎拍马、干谒求进的士大夫。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社会上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平日大约也都裘马扬扬，不可一世。论其地位，远比一个看门的奴才高出许多。可是，来到权贵门前，却对“门者”低声下气，“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屈尊降位，“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裾，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门者故意轻慢他们，迟迟不报，直到黄昏，才出来告诉“客请明日来”。“明日，又不敢不来”。夜里不敢安睡，披衣坐待天明。一听到鸡叫就连忙起来洗脸梳头，骑马奔向权贵门前。在那里受到门者的欺辱训斥，虽然内心感到耻辱，却又“强忍”着羞愤，向门者苦苦哀求，并再次贿赂门者。有幸受到权贵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人让起来，还再次拜伏在地，故意迟迟不起，以表示对权贵的极端敬服。等到权贵接受了贿赂出门来，立即变成了另一种身躯嘴脸。在门者面前不再象当初那样低三下四；遇到相识的人，也立即有了炫耀的资本。一路上添油加醋地夸耀自己与权贵有私交，已得权贵赏识。在士大夫中间，这个钻营者的身价，也就为之顿增。作者这一番生动描绘，把士大夫的扭曲心态和他们的丑恶嘴脸、卑鄙灵魂、低下人格，刻画得入木三分。面对这一番勾勒描绘，有的读者会为之怵惕自警，有的读者会因此脸烧耳热，可使顽者廉、懦者立。其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不可低估。

宗臣写的第二种人：门者，是又一类典型。他们本来是身份低下的奴才，一个小小的看门人，可是，由于托身权门，有机会接近权贵，上传下达，从中取利，便自以为身份不凡。俗话说：狗仗人势。这类权贵门下的走狗，一旦稍有权力，便会加倍地作威作势，拿腔作调，仗势欺人。宗臣仅用寥寥数语，将门者描绘得活灵活现。古语说：宰相门前二品官。主子得势，奴才称雄。就连严嵩的看门人，也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知严门权势如何煊赫！作者由这点入手描写权门势力，可谓别具只眼，善察善绘。

第三种人，即“主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迟迟没有登场。可是，作者从他的“门者”、谒者，已不难想见其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他出场后，言语很少，动作也不多。来客经过许多曲折，才被接见。客人匍匐阶下，再拜，起，上所上寿金，即贿赂，“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淡淡几笔，这个权势人物跃然纸上。他不是一般那种见钱眼开的市井小人物，他有身份，越是拿架子，越是装腔作势，就越显出他的权威地位，也越可以看出他的丑恶灵魂。“司空见惯浑闲事”，他越是故作姿态，以示清廉，便越能显出他的卑劣。他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仅一个字：“进”；第二句，也仅六个字：“某也贤！某也贤！”但这已经足可以得到大笔贿金，并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其人份量由此可见。

宗臣通过对以上三种人的描写，极其精要概括地反映了官僚社会的总体面貌。虽然他所写的权门是指嘉靖年间的严嵩，但有很高的概括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明清以来的官场，大都如此。所以，此文一出，受到世代赞赏。《古文观止》以来的古文选本，几乎无本不选。各种文学史著作，也几乎无不把它作为古文优秀代表作。今天的人阅读它，也不无意义。

文章第三段，自“前所谓权门者”至“得无厌其为迂乎”，与以上几种人相对，明白地表示了作者自己的态度。其中所说“仆之褊哉”，“其为迂乎”，语似自责，其实都是作者自矜其风骨气节的愤世之言。

第四段，“乡园多故”至“幸宁心哉”，与篇首相呼应，对收信人刘一丈再次致以尊敬、关切、劝慰之意。这是书信文章的一般写法，不过宗臣写得分外真挚，语言也优美动人，和一般尺牍套语不同。这一点值得注意。

书信是一种特殊文体。它原本是写给特定的读者看的。大多只写给一位特定的读者看。在别的文章中不便写的，在书信中可以畅所欲言。因此，书信文字，往往亲切动人。文如其人这句话，用于书信，更为合适。宗臣反严嵩的文字还有不少，唯独这一篇《报刘一丈书》，格外笔酣墨饱，有时笔锋犀利，有时深情婉转，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这和作者使用书信体，收信人又是一位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世交挚友，直接有关。他相信收信人能够完全理解自己，所以才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