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郎江南酒隐处，古木参天应手栽。

石坳为尊酌花鸟，自许作鼎调盐梅。

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

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

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

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

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

邓公勒铭留刻画，刳剔银钩洗绿苔。

琢磨十年烟雨晦，摸索一得心眼开。

谪去长沙忧��入，归来杞国痛天摧。

玉堂却对邓公直，北门唤仗听风雷。

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

万壑松声今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按苏轼《武昌西山》诗有叙：



嘉祐中，翰林学士承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次元次山洼樽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



黄庭坚这首诗是和苏轼的，诗中要写的正是苏轼序中说的那一些。至于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描写与结构，则出于黄庭坚的匠心。

可以设想：它可以由苏轼“步上西山”写起，也可以由苏、邓会宿时追溯上去;然而，他在开头四句中先写元结(次山)作樽。第一句中，“漫郎”是元结自号;江南即指武昌;“酒隐”概括元结当时生活，简洁明朗，且便于与“樽”联结。第二句写其地之胜：突出“古木参天”，形象优美;想象其为元结所手栽，有助于表现元结性格，且为末尾“万壑松声”作伏笔。第三、四句写元结就“石坳”处作樽，并想象其用樽以“酌花鸟”，且点明元结抱负，写出他“自许”为“调和鼎鼐”之手，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尚书·说命》有“若作和羹，用汝作盐、梅”，盐与酸梅皆调味品)。这样就把作洼樽与治天下联结起来。用手栽林木，樽“酌花鸟”，志“调盐梅”，把元结写成既务实，又脱俗，既豪迈不羁，又关心民物的人物，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寻常。元结是一位循吏，是关心人民的诗人，曾为杜甫所推重，所以，黄庭坚所想象的有一定根据，其中虽有夸张，但非揄扬过实。至其立意之高远与想象之丰富，则又是值得称赞的。

“平生”以下十二句，转写苏轼在黄州“往来溪山”，访得洼樽，并就樽饮客。妙在奇峰突起，先写苏轼胸襟。此段第一句用“四海”修饰苏太史，虽是套用习凿齿会见释道安时说“四海习凿齿”那句话(见《世说新语》)，但同时更概括了苏轼屡遭贬谪、南北奔波的经历与名重天下的身份(当时人说苏“四海共知霜鬓满”)，这是切合实际的。紧接着点出“酒浇不下胸崔嵬”。“崔嵬”与“垒块”意略同。《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忱谓阮籍胸中垒块故须以酒浇之。“垒块”谓心中郁结不平，“崔嵬”而“酒浇不下”，则郁结不平之气更高更大。这就进一步刻画出苏轼的心灵。苏轼认为“士以气为主”，他所推重是范滂、孔融、李白这样一些人，所以黄庭坚这样写是把握了苏轼性格特征的。这也正是苏与元结的“自许作鼎调盐梅”，所以有相通之处。

接下去转入苏在黄州。用“谏疏无路通银台”(按：银台，即御史台)，进一步写苏虽被贬，心不忘国，只因无路可通，才不得不寄情山水，而于“鹦鹉洲前弄明月”(鹦鹉洲，点明武昌;其地又是弥衡墓的所在)、“江妃起舞袜生埃”，使人想起黄庭坚在咏水仙花诗中讲的“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这里则用来刻画苏诗的“感天地”、“动鬼神”，使女仙也为之起舞。这六句是对苏轼形象的刻画。接着进一步刻画苏“步入寒溪”，招得“次山醉魂”，点出洼樽，这才与第一段衔接起来。接着又想象苏轼“洗湔”掉洼樽上的“尘痕”，把大江这个大“罍”中的美酒，舀入洼樽，再由洼樽中舀出，分“酌嘉客”。苏轼原诗中，就有“春江绿涨葡萄醅”，黄说“江作罍”，正是根据苏诗来的。这与第一段中写元结的“酌花鸟”，又可互相补充，互相映照。苏轼的“嘉客”中，固有二三士大夫，更多的是山中“野老”(见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和渔樵(苏轼《答李端叔书》：“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黄说“野老争席渔争隈”，不仅写当时情景，更暗示苏轼文章虽好，但不得列于朝廷，只好与渔樵相处。

黄庭坚此诗主要是为苏轼而作，故以浓墨重笔写苏。写苏既豪放、又平易，既执着、又洒脱，“文章憎命”，然犹不忘君国，久经迁谪，而犹豁达自如，刻画出苏轼的个性，写得栩栩如生。

接下去，“叙东坡摩挲邓公之铭”(曾国藩《求阙斋读书记》)，这是题中应有之笔。苏轼原诗中有“公有妙语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黄则只就苏轼来说，详略得宜，亦见剪裁之妙。按邓名润甫，绍圣时，官至尚书左丞。

最后，即“谪去”至末八句，“叙东坡还京与邓同值玉堂”(同上)。其中又可分为几层。

“谪去”句回应“黄州”一段，把苏轼比作贾谊。“归来”谓还京，“天摧”一向解为指神宗之死。这是纪事。按苏轼在《武昌西山》的第二首中说自己“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泝江水穷离堆。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心情并不很好。黄庭坚针对这点，指出“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鼎，一解为“大”)这是劝勉之词。联系第一段，即希望苏轼也象元结那样“自许作鼎(古人以鼎喻‘三公’)调盐梅”。这里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当时哲宗即位，太后临朝，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有人写诗给苏轼说“遥知丹地开黄卷(按：谓做皇帝侍读)，解记清波没白鸥”，即劝苏隐居，为什么黄反以“富贵”为言?这是不是黄太庸俗了呢?这要联系末两句来看。在末两句中，他指出，苏轼想的并不是“富贵鼎来”，而是“松声在耳”，这是事实，值得深思。他“意不及此(按：指富贵，或者说‘作鼎调盐梅’)”，自然有原因，因为他“坐闲散”时还想写“谏疏”，还朝以后，“富贵鼎来”之时，为什么反而想着江湖，想着退隐呢?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什么原因，他没有写，也不需要写，因为“文生哀”三字就能传之言外。不然，为什么“生哀”呢?作者正是在抑扬顿挫中写出“难言之意”的。这也是用“不说出”来写“说不出”之情，是诗的神韵所在。任渊说，“山谷诗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窥测”(《山谷诗注》)，实则黄诗虽“笔势放纵”(《豫章先生传赞》)，但前后关锁联结之处，有迹可寻，苟能细心玩其词气，理出脉络，则其用意自明。其立意之高、尽意之巧，也就可得而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