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有抱青云之器，而陆沉林皋之下，与麋鹿同群，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以为千岁不朽之计。谓其怨邪？则其言仁义之泽也；谓其不怨邪？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

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寂寞无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

今夫诗人之玩于词，以文物为工，终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然其喜也，无所于逢；其怨也，无所于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旸，发于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无以命之，而寄于候虫焉。

清江胡宗元，自结发迄于白首，未尝废书，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挽，后莫推，是以穷于丘壑。然以其耆老于翰墨，故后生晚出，无不读书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门人，次其诗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尝与予为僚，故持其诗来求序于篇。自观宗元之诗，好贤而乐善，安土而俟时，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见其少长不倦，忠信之士也。至于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则又似予所论诗人之态也。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后之观宗元诗者，亦以是求之。故书而归之胡氏。

——《山谷集》

〔注〕　 陆沉：无水而沉，喻隐居。　 舞：玩弄，戏侮。

胡宗元是位沉沦下僚、终生不得志的诗人。山谷(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在这篇序中，借评论胡氏的诗歌，表达了自己一系列的文艺理论观点。

首先，山谷提出诗歌应有“不怨之怨”的精神境界。他认为诗可以怨，为个人的壮志未酬、沉埋草野而抒发出内心的愁怨，但这个怨是要有原则的，就是要能表现出“仁义之泽”，不能越出纲常伦理之道。这跟儒家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是一致的。山谷多次说过：“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无太过，无不及，既要把人所不能堪的情怀表现出来，又要胸次释然，保持平心静气的超然态度。这是贯穿着山谷全部创作的文艺观点。

古代的士大夫，最高理想是当个杰出的政治家，立德立功，致君尧舜。至于立言以期不朽，已是不得已的事，而立言而托之于诗，以文物为工，终日不休，则更是无可奈何的。山谷在序中也反映了这种复杂的内心矛盾。在北宋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山谷也被卷入漩涡。他第一次贬谪黔戎，即因修《神宗实录》不实而得罪；第二次再贬宜州，又因作《承天院塔记》而被诬为“幸灾讪谤”。他虽不满当前的政治现实，但又无力抗争，他也曾写了不少文章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后不得不把它们焚去三之二。所以他也只好像胡宗元那样，“好贤而乐善，安土而俟时”，以“寡怨之言”来寄托自己的志趣了。

在序中，山谷指出有三种类型的诗歌：一是像候虫那样的有谓之鸣，二是像涧水那样的不平之鸣，三是像金石丝竹那样，寂寞无声，动而中律。在三者之中，山谷最欣赏的还是后二者。他称赞胡氏的诗道：“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国风》则是金石丝竹中律之声，《楚辞》则是声若雷霆的涧水之鸣。可见黄氏虽然一贯提倡“不怨之怨”的诗道，但也不是反对诗歌要有深刻广阔的思想内容的。

山谷还谈到，胡氏之诗，“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这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他的诗作也力求“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东莱吕紫微诗话》)，刻意求变，努力出奇，以其奇字、奇句、奇意、奇境，造成特异的风格。故清人方东树赞道：“山谷之妙，在乎迥不与人，时时出奇，故能独步千古。”(《昭昧詹言》)山谷诗中严密的谋篇法度，特殊的句法字法，险拗的音律，都是难度很大的，山谷却能因难而见巧，以其深厚的学力和工力，不烦绳削，“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正由于有了这些特点，山谷诗才能成为体现宋诗独特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