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

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

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东裨将建行台。

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

郭令素心非黩武，韩公本意在和戎。

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这组诗是大中三年(849) 在长安作，当时李商隐三十七岁。诗中不仅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活遭遇，而且对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了评论。清人冯浩说这组诗为“义山一生吃紧之篇”(《玉谿生诗集笺注》 卷二)，可见这组诗的重要性。漫成，信手写成。这类诗题常用来抒写感慨、发表议论，其形式灵活自由，不受拘束。

第一章，借品评初唐诗人沈宋和王杨，寓身世沦落之慨。沈佺期、宋之问是我国古典律诗的定型者。他们总结并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律诗方面的创作经验，建立了完整的律诗形式。裁辞，犹言作诗。矜变律，为诗歌的声律有所发展变化而自夸。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齐名，时号“四杰”，所作诗文在题材内容上有所开拓，然尚未尽脱齐梁绮靡诗风的旧习。他们在文坛上互相呼应，形成风气，故曰 “得良朋。”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当时自以为文坛领袖，很了不起，然而今天看来，他们的创作只不过对仗工巧罢了。从诗歌艺术的源流变迁来看，李商隐对沈宋王杨的评价并不公正。沈宋的诗歌创作，尽管在思想内容及风神气骨上沿袭齐梁旧路，但律诗这种形式到了他们手中才最终定型化，并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唐诗的主要贡献即在此，而李商隐却偏偏又否定了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至于四杰，杜甫早已作过高度的评价，其《戏为六绝句》 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三又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对于这些，李商隐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如此评价，并不是针对沈宋王杨，而只不过是借沈宋王杨以自喻，从而对他自己的“宗师”重新予以客观的评价。我们知道，李商隐早年曾就学于令狐楚，视令狐楚为自己的宗师。“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自以为凭此便可以青云直上，因而对于令狐楚的教导之恩，他曾是感激涕零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与令狐楚的这层关系，非但没有使他青云直上，反而遭到令狐綯等人的排斥和打击。而且早年自以为青云阶梯的章奏技巧，也只不过用以在幕府中操笔事人而已。“今日惟观对属能”，双关的含义中，主要还是自言除“对属能”外一事无成。可见诗人在这里一方面表现了对令狐氏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同时也委婉地道出了自身所受不公平遭遇的感慨。

第二章，借李白与杜甫的不幸遭遇，寄寓自己受排斥的愤慨。操持，犹言 “操翰墨”，指文学创作。第一句是说，李白、杜甫二人写诗的才能和成就不相上下。“三才万象”，指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芸芸万物。端倪，语出《庄子·大宗师》：“反复终始，不知端倪。”意即头绪。宇宙万态，纷纷浩翰，本不易写，然而到了李、杜笔下，却能穷本溯源，纤毫毕现。也就是说他们善于描状难写的人事景物，而才华极富。但作者原意本不在于论诗，只是借评论古人以抒发身世之慨，故三、四句转写他们的坎坷遭遇。虽然李白和杜甫都曾受到皇帝的赏识，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是很不幸的。天宝元年(742)，李白被诏至长安，唐玄宗于金銮殿接见，天宝十三载(754)，杜甫为了获取功名，曾献 《三大礼赋》，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 (即集仙殿)，召试文章。但是，这两位诗人后来都长期沦落江湖，很不得志。于是，李商隐有感于古之贤人与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发出了“可是苍蝇惑曙鸡”的控诉。可是： 却是。苍蝇惑曙鸡：《诗·齐风·鸡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又 《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这里以苍蝇喻皇帝左右的谗谀之徒，以曙鸡喻李杜，意谓李杜终因谗谀之徒淆乱视听而未被重用，就如同苍蝇的喧嚣惑乱了晨鸡的啼鸣。这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正是李商隐所为之愤愤不平的根源。

第三章，通过王羲之与孙权的对比，为千古文人的潦倒及自 己的坎坷遭际鸣不平。孙征虏，即孙权，字仲谋，曾受为讨虏将军。《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注引《吴历》 说： 一次曹操同孙权对阵，见孙权方面舟船器杖，军伍整肃，禁不住叹息道：“生子当如孙仲谋。”王右军，即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为右军将军。《晋书》 载，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来挑女婿，王家一班少年都表现得很矜持，只有王羲之独自躺在东床上坦腹而食，毫不在意。郗鉴于是选中了他作为女婿。以上两句字面上是说，古时生子有象孙仲谋那样的英雄，当今择婿觅不到象王羲之那样的才士。诗人运用这两个典故是有所寄托的，寄托的内涵，包孕在后二句的对比之中：“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上句言王羲之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终生唯以琴书自娱；下句言孙权建立了鼎足三分的帝业。旗盖： 黄旗紫盖，古人迷信认为，天空出现黄旗紫盖状云气，是出现帝王的象征。二句是说： 终生唯以琴书自娱的王羲之，怎么能比得了建立帝王之业的孙权呢！在李商隐看来，若论经世致用，尤其在动乱的年代，文士终究是不如武人的。李商隐本人显然属于“琴书一世” 的文士，在经历了几十年来生活道路的磨难之后，他所发出的这一感慨，正表现了他一生期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能不以文士自处的矛盾心理。这一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对自己社会地位低微的慨叹和对当政者昏庸的遣责，同时也表明了诗人仍是一个怀抱宏图远志，具有心雄万夫的志士。

第四章，通过为出身寒素的石雄鸣不平，歌颂了李德裕的知人善任。前两句叙述唐武宗时名将石雄破回鹘、平刘稹的功绩。代北： 唐方镇名，治所在代州 (今山西代县)。偏师： 全军的一部分，有别于主力。在抗击回鹘的战争中，石雄率偏师建立功勋。《旧唐书·石雄传》 载，会昌初，“回鹘寇天德”，石雄受教，自选劲骑，月夜暗发马邑，直犯乌介牙帐，斩首万级，生擒五千，遂迎公主还太原。石雄破回鹘后，因功升任丰州都防御使，故云“衔使节”。关东： 函谷关以东地区。裨将： 指地位较低的佐将。石雄系徐州人，出身低微，少为牙将，故云“关东裨将”。会昌三年(843)，昭义镇刘稹割据自立，石雄受命为晋绛行营节度使，率军平定叛乱。朝廷命将出征设置在外地的统军机构称为“行台。”后二句是说： 石雄不妨平日任人菲薄轻视，且喜临到战事时能重用他这样出身草野的英雄。石雄出身寒微，又曾被诬遭流放，因此很为一些人所看不起。然而李德裕却大胆地提拔他于草野之中，使他有机会为国家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这就在为石雄鸣不平，表彰石雄的业绩的同时，也歌颂了李德裕知人善任的雄才胆略。冯浩说：“雄受党人排斥，义山受党人之累，故特为之鸣不平，而致慨于卫国(李德裕)也。”(《玉谿生诗集笺注》 卷二)《唐摭言》 载，李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故当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之说。当然，李商隐在这里也隐含有自遭排斥之不幸的愤慨。

第五章，借郭子仪、张仁愿事为李德裕辨诬。郭令，指中书令郭子仪。代宗、德宗间，郭子仪屡次击退吐蕃、回鹘的侵扰，但他又极力争取同他们议和，订立盟约，所以说他“素心非黩武”。韩公指韩国公张仁愿。中宗时任朔方总管，在河北建造三座受降城作为防御，使突厥不敢进犯，北方得以安定，所以说他“本意在和戎”。这两句实质上是借赞美郭、张来赞美李德裕，为他对吐蕃、回鹘的政策辨诬。文宗大和五年(831) 九月，吐蕃维州刺史悉怛谋请降，李德裕派人入据维州。然而牛僧孺反对，朝廷下令李德裕归还维州，并将悉怛谋及归附唐王朝的军民缚送吐蕃，结果这些人遭到吐蕃的残酷杀戮。开成末年(840)，回鹘为北方黠戛斯部落所败，一部分逃到天德塞下，李德裕约束边将，不许生事，并运粮赈济；至会昌二年(842)，因回鹘乌介可汗所部屡次侵扰，李德裕才决定出兵抗击。但是，这两件事在大中初年(847)，却遭到朝廷的否定。后至大中三年(849)，朝廷收复了西北边境河湟地区的三州七关，“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资治通鉴》)。然而李商隐却指出：“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是说如果早用李德裕的谋略，河湟地区本来早就应该收复了，不必使父老们(“耆旧”)等到“临老”之时才看到北方边地的民俗风情(“朔风”)，这正是他们“偏垂泪”的原因。言外之意既是为李德裕的功绩唱赞歌，同时也是为李德裕的遭贬鸣不平。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这组题为“漫成”的诗歌，第一、二章慨叹自己的沉沦与遭谗；第三章承上而发为琴书一世不如旗盖三分的愤语；第四、五章就当时重大政治是非问题发表见解并抒写感慨。这五首诗由论诗至咏史，乍看互不关联，似只就感想所及一一抒写，但在精神实质上，诗人却以自己的坎坷遭遇和政治见解贯串其间，使之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就体制形式上来说，这组诗显然是受到杜甫七绝连章议论，尤其是《戏为六绝句》的影响。李商隐的七言绝句，素以寄托深婉而著称。叶燮《原诗》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也说：“李义山用意深微，使事稳惬，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这些足以说明李商隐对七绝发展的贡献。尤其是李商隐的这组诗，在结合古今人物的评论中，又更多地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情感与深切的生活体验，充满了抒情的气氛。这一点不仅大异于前人，而且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也是比较特殊的。纪昀评论说：“较少陵诸绝仍多婉态。去取精神，绝句之正体也。参入论宗，绝句之变体也。论宗而以神情出之，则变而不失其正者也。”道出了这组诗重要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