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漫成五章》鉴赏、赏析和解读

2019-05-12 可可诗词网-名诗鉴赏 https://www.kekeshici.com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

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

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东裨将建行台。

不妨常日饶轻薄,且喜临戎用草莱。

郭令素心非黩武,韩公本意在和戎。

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这组诗是大中三年(849) 在长安作,当时李商隐三十七岁。诗中不仅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活遭遇,而且对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了评论。清人冯浩说这组诗为“义山一生吃紧之篇”(《玉谿生诗集笺注》 卷二),可见这组诗的重要性。漫成,信手写成。这类诗题常用来抒写感慨、发表议论,其形式灵活自由,不受拘束。

第一章,借品评初唐诗人沈宋和王杨,寓身世沦落之慨。沈佺期、宋之问是我国古典律诗的定型者。他们总结并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律诗方面的创作经验,建立了完整的律诗形式。裁辞,犹言作诗。矜变律,为诗歌的声律有所发展变化而自夸。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齐名,时号“四杰”,所作诗文在题材内容上有所开拓,然尚未尽脱齐梁绮靡诗风的旧习。他们在文坛上互相呼应,形成风气,故曰 “得良朋。”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当时自以为文坛领袖,很了不起,然而今天看来,他们的创作只不过对仗工巧罢了。从诗歌艺术的源流变迁来看,李商隐对沈宋王杨的评价并不公正。沈宋的诗歌创作,尽管在思想内容及风神气骨上沿袭齐梁旧路,但律诗这种形式到了他们手中才最终定型化,并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唐诗的主要贡献即在此,而李商隐却偏偏又否定了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至于四杰,杜甫早已作过高度的评价,其《戏为六绝句》 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三又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对于这些,李商隐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如此评价,并不是针对沈宋王杨,而只不过是借沈宋王杨以自喻,从而对他自己的“宗师”重新予以客观的评价。我们知道,李商隐早年曾就学于令狐楚,视令狐楚为自己的宗师。“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自以为凭此便可以青云直上,因而对于令狐楚的教导之恩,他曾是感激涕零的。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与令狐楚的这层关系,非但没有使他青云直上,反而遭到令狐綯等人的排斥和打击。而且早年自以为青云阶梯的章奏技巧,也只不过用以在幕府中操笔事人而已。“今日惟观对属能”,双关的含义中,主要还是自言除“对属能”外一事无成。可见诗人在这里一方面表现了对令狐氏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同时也委婉地道出了自身所受不公平遭遇的感慨。

第二章,借李白与杜甫的不幸遭遇,寄寓自己受排斥的愤慨。操持,犹言 “操翰墨”,指文学创作。第一句是说,李白、杜甫二人写诗的才能和成就不相上下。“三才万象”,指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芸芸万物。端倪,语出《庄子·大宗师》:“反复终始,不知端倪。”意即头绪。宇宙万态,纷纷浩翰,本不易写,然而到了李、杜笔下,却能穷本溯源,纤毫毕现。也就是说他们善于描状难写的人事景物,而才华极富。但作者原意本不在于论诗,只是借评论古人以抒发身世之慨,故三、四句转写他们的坎坷遭遇。虽然李白和杜甫都曾受到皇帝的赏识,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是很不幸的。天宝元年(742),李白被诏至长安,唐玄宗于金銮殿接见,天宝十三载(754),杜甫为了获取功名,曾献 《三大礼赋》,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 (即集仙殿),召试文章。但是,这两位诗人后来都长期沦落江湖,很不得志。于是,李商隐有感于古之贤人与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发出了“可是苍蝇惑曙鸡”的控诉。可是: 却是。苍蝇惑曙鸡:《诗·齐风·鸡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又 《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这里以苍蝇喻皇帝左右的谗谀之徒,以曙鸡喻李杜,意谓李杜终因谗谀之徒淆乱视听而未被重用,就如同苍蝇的喧嚣惑乱了晨鸡的啼鸣。这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正是李商隐所为之愤愤不平的根源。

第三章,通过王羲之与孙权的对比,为千古文人的潦倒及自 己的坎坷遭际鸣不平。孙征虏,即孙权,字仲谋,曾受为讨虏将军。《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注引《吴历》 说: 一次曹操同孙权对阵,见孙权方面舟船器杖,军伍整肃,禁不住叹息道:“生子当如孙仲谋。”王右军,即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为右军将军。《晋书》 载,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来挑女婿,王家一班少年都表现得很矜持,只有王羲之独自躺在东床上坦腹而食,毫不在意。郗鉴于是选中了他作为女婿。以上两句字面上是说,古时生子有象孙仲谋那样的英雄,当今择婿觅不到象王羲之那样的才士。诗人运用这两个典故是有所寄托的,寄托的内涵,包孕在后二句的对比之中:“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上句言王羲之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终生唯以琴书自娱;下句言孙权建立了鼎足三分的帝业。旗盖: 黄旗紫盖,古人迷信认为,天空出现黄旗紫盖状云气,是出现帝王的象征。二句是说: 终生唯以琴书自娱的王羲之,怎么能比得了建立帝王之业的孙权呢!在李商隐看来,若论经世致用,尤其在动乱的年代,文士终究是不如武人的。李商隐本人显然属于“琴书一世” 的文士,在经历了几十年来生活道路的磨难之后,他所发出的这一感慨,正表现了他一生期望建功立业,而又不能不以文士自处的矛盾心理。这一矛盾心理,一方面是对自己社会地位低微的慨叹和对当政者昏庸的遣责,同时也表明了诗人仍是一个怀抱宏图远志,具有心雄万夫的志士。

第四章,通过为出身寒素的石雄鸣不平,歌颂了李德裕的知人善任。前两句叙述唐武宗时名将石雄破回鹘、平刘稹的功绩。代北: 唐方镇名,治所在代州 (今山西代县)。偏师: 全军的一部分,有别于主力。在抗击回鹘的战争中,石雄率偏师建立功勋。《旧唐书·石雄传》 载,会昌初,“回鹘寇天德”,石雄受教,自选劲骑,月夜暗发马邑,直犯乌介牙帐,斩首万级,生擒五千,遂迎公主还太原。石雄破回鹘后,因功升任丰州都防御使,故云“衔使节”。关东: 函谷关以东地区。裨将: 指地位较低的佐将。石雄系徐州人,出身低微,少为牙将,故云“关东裨将”。会昌三年(843),昭义镇刘稹割据自立,石雄受命为晋绛行营节度使,率军平定叛乱。朝廷命将出征设置在外地的统军机构称为“行台。”后二句是说: 石雄不妨平日任人菲薄轻视,且喜临到战事时能重用他这样出身草野的英雄。石雄出身寒微,又曾被诬遭流放,因此很为一些人所看不起。然而李德裕却大胆地提拔他于草野之中,使他有机会为国家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这就在为石雄鸣不平,表彰石雄的业绩的同时,也歌颂了李德裕知人善任的雄才胆略。冯浩说:“雄受党人排斥,义山受党人之累,故特为之鸣不平,而致慨于卫国(李德裕)也。”(《玉谿生诗集笺注》 卷二)《唐摭言》 载,李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故当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之说。当然,李商隐在这里也隐含有自遭排斥之不幸的愤慨。

第五章,借郭子仪、张仁愿事为李德裕辨诬。郭令,指中书令郭子仪。代宗、德宗间,郭子仪屡次击退吐蕃、回鹘的侵扰,但他又极力争取同他们议和,订立盟约,所以说他“素心非黩武”。韩公指韩国公张仁愿。中宗时任朔方总管,在河北建造三座受降城作为防御,使突厥不敢进犯,北方得以安定,所以说他“本意在和戎”。这两句实质上是借赞美郭、张来赞美李德裕,为他对吐蕃、回鹘的政策辨诬。文宗大和五年(831) 九月,吐蕃维州刺史悉怛谋请降,李德裕派人入据维州。然而牛僧孺反对,朝廷下令李德裕归还维州,并将悉怛谋及归附唐王朝的军民缚送吐蕃,结果这些人遭到吐蕃的残酷杀戮。开成末年(840),回鹘为北方黠戛斯部落所败,一部分逃到天德塞下,李德裕约束边将,不许生事,并运粮赈济;至会昌二年(842),因回鹘乌介可汗所部屡次侵扰,李德裕才决定出兵抗击。但是,这两件事在大中初年(847),却遭到朝廷的否定。后至大中三年(849),朝廷收复了西北边境河湟地区的三州七关,“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资治通鉴》)。然而李商隐却指出:“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是说如果早用李德裕的谋略,河湟地区本来早就应该收复了,不必使父老们(“耆旧”)等到“临老”之时才看到北方边地的民俗风情(“朔风”),这正是他们“偏垂泪”的原因。言外之意既是为李德裕的功绩唱赞歌,同时也是为李德裕的遭贬鸣不平。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这组题为“漫成”的诗歌,第一、二章慨叹自己的沉沦与遭谗;第三章承上而发为琴书一世不如旗盖三分的愤语;第四、五章就当时重大政治是非问题发表见解并抒写感慨。这五首诗由论诗至咏史,乍看互不关联,似只就感想所及一一抒写,但在精神实质上,诗人却以自己的坎坷遭遇和政治见解贯串其间,使之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就体制形式上来说,这组诗显然是受到杜甫七绝连章议论,尤其是《戏为六绝句》的影响。李商隐的七言绝句,素以寄托深婉而著称。叶燮《原诗》说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也说:“李义山用意深微,使事稳惬,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这些足以说明李商隐对七绝发展的贡献。尤其是李商隐的这组诗,在结合古今人物的评论中,又更多地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情感与深切的生活体验,充满了抒情的气氛。这一点不仅大异于前人,而且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也是比较特殊的。纪昀评论说:“较少陵诸绝仍多婉态。去取精神,绝句之正体也。参入论宗,绝句之变体也。论宗而以神情出之,则变而不失其正者也。”道出了这组诗重要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