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

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

“漫成” 即信手写成，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为可以不受题目的约束和限制，所以古人常用此作为诗题来抒发感慨，发表对文学或人生的见解和看法。李商隐集中题为《漫成》 共两处，皆为七绝组诗。一组五首，涉及面较广，包括对初唐四杰及李杜的文学评价，孙权、郭子仪等人功名事业的看法，表明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政治倾向。另一组即此《漫成三首》，相对来说，该组的主题较为专一，诗人以南朝的何逊自喻，第一首评论何逊和范云诗歌创作的得失优劣，结论是何优范劣；第二首是评何逊与沈约，结论是何沈俱佳；不必毁一誉一；第三首借何逊得意之作 《看伏郎新婚诗》来暗喻自己初娶王氏之时，并借范、沈对何逊的称赏来暗示自己在陷于党争之前的灿烂前程。这已不是单纯的诗文评论，而是借诗论世、借人喻己，从文学的自负转入身世遭遇的自伤了。总之，三首诗是一个整体，但在表现的角度上各有侧重。第一首着重是评价何逊、范云这对忘年交的诗友在创作上的得失，并通过对何、范创作得失的评点来批评六朝的形式主义诗风。当然，诗人以何逊自喻，也包含了诗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曲折陈情。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字之中，内涵是异常丰富的。

“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十四个字总括了作者对六朝这两位诗人的基本估价和对六朝诗风的基本态度。何指何逊，字仲言，东海郯(山东郯城) 人，青少年时代即以诗知名，为南朝最知名的诗人之一，与沈约、谢脁等齐名，其诗作不多，工于写景，长于抒情，调清韵远，极为工致，几乎获得同时代及后人的一致称赞。梁元帝说：“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梁书·何逊传》)。沈约亦曾对何逊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郑振铎先生赞何逊诗是“哪一句不是清新之气逼人？诚无愧为第一流的大诗人！”。范指范云，亦是南朝著名诗人。范字彦龙，祖籍南乡舞阳 (河南泌阳) 人，其诗善写山水，宛转流利，钟嵘称赞其诗 “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诗品》)。范云比何逊长二十多岁，却是一对忘年交的诗友，据 《梁书·何逊传》：“逊，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云辄嗟辞。”从现存的范云《贻何秀才》 和何逊的 《酬范记室云》 等最早的交往诗来看，两人确是互相倾慕，惺惺惜惺惺的。尤其是当时已身为齐竟陵王萧子良记室、久负才名的老诗人范云，能称赏一位年青的秀才，在当时的门第社会中应当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所以李商隐在此绝句的首句就肯定了两人的友谊和文学功绩：“不妨何范尽诗家。”其中的 “尽”字是对二人的肯定，但选用 “不妨”二字就有得失评点的微词了，这就是下句所说的”未解当年重物华”，此句歧义很多，我认为“当年重物华”是对当年南朝文学总的评价。南朝诗歌一个总的特点就是 “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也就是说题材以咏物(尤其是咏山水) 为主，回避了诗歌干予生活的社会功能，手法上则注意工致细腻的描绘，辞采声韵上的研磨和创新，这就是李商隐所指出的 “重物华。但李商隐是位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诗中直接抒写时事和用咏史方式曲折反映现实的诗作有一百多首，唐代后期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几乎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所以他不满这种 “嘲风月，弄花草”的南朝诗风。但另一方面，清丽典雅、韵律工致又是他追求的诗歌风格，他的诗亦以情韵深婉、富艳精工而著称，这种风格的形成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对南朝诗风的继承。所以，作者对 “当年重物华”的诗风是又满意又不满意，肯定之中有舍弃，赞扬之中有批评，在这首诗中以后一种情绪为主，我认为这就是 “未解”二字的双重内涵。

不过要指出的是，这句中所批评的 “未解”，从字面上看似指何、范二人，但实际上是专指范云，这可以从三、四两句获得证明。如果说前两句是摆明自己对此的看法，是论，那末三、四两句 “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则是对此提供例句，是证。这两句诗提到的内容涉及何、范之间的一次联句，题为 《范广州室联句》(范此时为广州刺史)，全诗共八句：“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濛濛夕烟起，奄奄残晖灭。非君爱满堂，宁我安车辙。”诗的前四句为范云作，后四句为何逊续，范在诗中以雪与花对举，通过变化以写别情，这就是李商隐 《漫成》 中所说的“将来拟并洛阳花”。至于“龙山千里雪”则是引用南朝诗人鲍照的名句“朔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千里边塞的龙山之雪马洛阳娇艳的牡丹，应当说是内蕴、情调都迥然不同的两个范畴，范云在雪与花之间作类比，应当说是有点牵强的。作者正是要以此为例，来批评范云诗有牵强为文而造情之弊。何逊后面的四句联诗，虽不如范喻之工巧，但感情诚挚，正如陈祚明所评的那样：“何仲言诗，经营匠心，惟取神合。生于骈俪之时，摆脱填缀之习；清机自引，天怀独流；状景必幽，吐情能尽”。(《菽古堂诗话》) 清新自然，吐情能尽，当然比牵强比附、为文造情要高一筹，作者的揶扬贬抑，自在不言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这不只是一首讨论何范高下或批评南朝诗风的“论诗绝句”，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表白和陈情，只要对作者的文学道路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这点。李商隐才名很早，十六岁就写出了 《才论》、《圣论》两篇出名的古文，受到老一辈文章家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手把手教他做今体文的诀窍，李博学而又用功，很快就青出于兰，以擅长今体文而名闻于世。但这种写章奏的技巧，后来并没能帮助他平步青云，相反却坎坷一生，他在 《漫成五首》 中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就带有这种深刻自省的意味。在此诗中，作者评论以少年早慧闻名的何逊，写老一辈诗人范云对何逊的赏识以及何范文章的优劣，都带有自己文学及生活道路的痕迹和对世事人生的不平。

这首诗结构精致，语言简洁，短短四句，不仅表达了对南朝文学的看法，品评了何逊、范云的得失，而且还暗含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和对人生世途的看法，这也是对论诗绝句的新发展。杜甫的 《戏为六绝句》 开创了以诗论诗，品评作家这种文论的新形式，后继者皆不出作品论和作家论这两大藩篱，李商隐能与此之外另辟蹊径，在品评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暗述自己的文学道路，抒发对世道人生的见解感叹，把品诗论人与叹己述志结合起来，形成明暗两条脉络，并以明写暗，以实衬虚，这确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