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
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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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隋代初唐读者来说陶渊明已不陌生 , 但主要还是一位风雅高士 , 而非诗人。盛唐人虽有不满陶的一面 , 但总体上欣赏渊明风流 , 以群体的形式发现并开拓了田园诗。中唐人则将陶的平淡自然精神进一步凝定、普遍化。晚唐对陶的接受无多大进展 , 但也有特色。隋唐五代人之所以接受陶渊明是有其特定原因和条件的
关键词：
隋唐五代; 陶渊明; 接受;
收稿日期：2001-02-23
Brief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ao Yuanming during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bstract：
To readers of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ies, Tao Yuanming was no stranger, but they took him for a charming recluse rather then a poet.Scholars in the prime of Tang Dynasty, though unsatisfied in some respect, appreciated his elegance, and developed the pastoral poetry.People from mid Tang Dynasty affirmed Tao's simple and natural spirit.No further development showed in the reception of Tao in late Tang Dynasty but with special features.There were special reasons and conditions in terms of receiving Tao by the scholars of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Keyword：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ao Yuanming; reception;
Received： 2001-02-23
在隋唐五代, 陶渊明为人和诗文的魅力再也遮挡不住, 他象上弦月一样日益流光溢彩。他的个性风神、他的诗歌精神从隐居之地走出来, 向社会、文化、诗歌创作辐射、渗透。这种辐射、渗透是强有力的, 又是如春雨润物般细而无声的。它贯穿于整个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
伴随着南北文化的融合, 隋代人对陶渊明已不陌生。由南北朝入隋的诗人江总、卢思道等都曾在《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听鸣蝉篇》等诗中用到陶渊明诗文中的词语和典故。这种情况在隋代诗人中也不止一例。又如孔德绍《登白马山护明寺诗》云:“今日桃源客, 相顾失归途。”[1] (P2722) 孙万寿《别赠诗》云:“酒随彭泽至, 琴即武城弹。”[1] (P2640) 李巨仁《登名山篇》云:“避世桃源士, 忘情漆园吏。”[1] (P2726) 胡师耽《登终南山拟古诗》云:“结庐终南山……且对一壶酒, 安知世间名。寄言朝市客, 同君乐太平。”[1] (P2730) 杨暕《与逸人王真书》云:“彭泽遗荣, 先有《归来》之作。”[2] (P4060) 由隋入唐的刘孝孙、王通、王绩等人对陶渊明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被当时人称为“王孔子”的文中子王通一生致力于周孔之道, 恪守儒家道德规范, 主张即使不得已而退隐, 也应不忘兼济天下。因此当有人问他对陶渊明的评价时, 他回答说:“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 《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3] (卷9) 他也批评效仿陶渊明的弟弟王绩说:“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 吾不与也。”[3] (卷3) 王绩倒是陶渊明的一个大知音, 他在饮酒和诗文创作中都深受陶渊明影响。别人把他称为当时的陶渊明。实际上, 王绩真是陶渊明为人和诗文的嫡系真传。王通、王绩兄弟对陶渊明的抑扬开启了唐人对陶渊明的基本态度。
对初唐人来说, 陶渊明主要还是一位颖脱不群、好酒拔俗的风流雅士, 而不是一位诗人。因此, 初唐史家魏征等《隋书·文学传序》、《隋书·经籍志》集部论、令狐德棻等《周书·王褒庾信论》, 文学家“四杰”、由初唐入盛唐的张说《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史徐府君碑》等, 在历述、称引到中古时期著名作家时, 动则曹植、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张协、左思、郭璞、谢灵运、江淹、徐陵等等, 独不及陶渊明。这表明, 初唐人在一般泛论文学史历代作家时, 往往忽视了陶渊明。类似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是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如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评王昌龄语、中唐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韩愈《荐士》诗、晚唐顾陶《唐诗类选序》、李商隐《献相国京州公启》、后晋刘昫《旧唐书·文苑传序》等也没提到陶渊明。这显示了陶渊明的诗文在初唐直至五代知音稀少、被轻视的一面。但知音稀少并不等于没有知音, 轻视并不等于没有注意。同前期相比, 从初唐开始, 陶渊明的知音、读者便有增无减。上至最高统治者, 下至著名文人乃至一般文人大都欣赏陶之为人, 常常在宴会等集体场所称引陶好酒的情趣。初唐“四杰”可为其中的代表。
盛唐时, 王维、李白、杜甫等人都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和襟怀抱负有不欣赏的一面, 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云:
近有陶潜, 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 解印绶弃官去。后贫, 《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 安食公田数顷, 一惭之不忍, 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 忘大守小, 忘□其后之累也。[4] (P335)
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云:
龌龊东篱下, 渊明不足群。[5] (P993)
杜甫也在《遣兴五首》其三中表现了唯一一次贬低陶渊明的思想:
陶潜避俗翁, 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 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 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 何其挂怀抱。[6] (P563)
这是前代读者所没有提出的新的接受史现象。
承接初唐, 在盛唐, 对陶渊明的兴趣 (主要是对他的隐逸和饮酒) 进一步由个体走向群体, 向社会、文化渗透。
据盛唐人的诗文史料, 当时有的《高士传》中收有陶渊明。如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云:“尝读《高士传》, 最嘉陶征君”[7] (P120) , 李白《口号赠杨征君》云:“陶令辞彭泽, 梁鸿入会稽。我寻《高士传》, 君与古人齐。”[5] (P511) 其实, 陶渊明可能是唐代人最后补充进《高士传》的。吴筠《高士咏序》中就把陶渊明看作最后一位高士。作为一位名隐, 陶渊明的个性特征, 李白在《戏赠郑溧阳》中是这样描绘的:
陶令日日醉, 不如五柳春。素琴本无弦, 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 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 一见平生亲。[5] (P541)
旷达知足、怡情于酒、遗世独立、悠然自得, 正是盛唐人所理解的典型的陶渊明形象。饮酒是陶渊明表现其旷达任真个性的典型行为, 而陶渊明又爱重九之名, 尝于九月九日无酒坐菊丛中怅望久之, 见白衣人王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因此盛唐人每于九日诗中称引渊明, 且与饮酒、菊花联系, 如崔国辅《九日》、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王昌龄《九日登高》、刘虚《九日送人》、高适《九月九日酬颜少府》及《重阳》、杜甫《九日杨奉先会白水明府》及《复愁十二首》其十一、张均《九日巴丘登高》、孟浩然《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等都是如此。重阳节饮菊花酒本是古老的民间习俗, 自从陶渊明赋予菊、酒以一种典型的高雅脱俗的意味后, 盛唐人第一次大量在“九日”诗中称引陶酒、东篱菊以加强重阳节高雅的文化品位, 使陶酒与东篱菊成为日后“九日”诗中的两种典型意象。当然, 称陶好酒并不仅仅出现在“九日”诗中, 如王维《送六舅归陆浑》、孟浩然《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杜甫《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及《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等诗也称陶好酒。好酒的确是盛唐人对陶渊明的最深的印象, 因此王维那首著名的咏陶之作《偶然作六首》之四便扣住“酒”字一气呵成:
陶潜任天真, 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 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 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 倘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 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 安问升与斗。奋衣野田中, 今日嗟无负。兀傲迷东西, 蓑笠不能守。倾倒强行行, 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 肯愧家中妇。[4] (P74)
王维遗形取神, 对陶渊明一切个性、言行、心理的刻画都围绕着一个“酒”字, 陶诗篇篇有酒, 王诗则句句有酒, 在浓郁的酒香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任真自然、潇洒飘逸、遗世傲兀的醉酒的陶渊明形象。
然而盛唐人中, 真正继承陶渊明饮酒之风, 而又饮出自己丰满传神的个性的却只有大诗人李白。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学史上, 以饮酒闻名而又独具个性的优秀作家, 当先要数的应是阮籍、陶渊明和李白。阮籍是狂闷之饮, 陶渊明是率真之饮, 李白则是豪情之饮。然就师承关系而言, 李白的饮酒之风既受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影响, 也受陶渊明的影响。在现存的990首诗、166篇杂文中, [5]据初步统计, 至少有78篇诗文与陶渊明有较直接的关系, 而在这78篇诗文中则有21篇与陶渊明饮酒有关。概而言之, 李白学陶饮酒主要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 表现隐逸高雅之趣, 流露率然天真的个性。第二, 展现外视名利、洒脱自得的风姿, 突出个体的人格意识。第三, 借酒消除悲愁, 流露怀才不遇、时光空逝的悲叹, 以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孤独意识。
盛唐人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 他们以群体 (而非个体) 的形式发现并深入学习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即, 从盛唐开始, 陶诗 (特别是陶的田园诗) 开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产生大面积而又较深刻的影响。盛唐人对陶诗的学习已不是单纯的典故使用, 也不是词句的局部借鉴, 而是在融合陶、谢 (灵运) 诗的基础之上创造了辉煌的山水田园诗。李白于《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杜甫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等诗文中不约而同的将陶、谢 (灵运) 并称, 显示出陶诗在有识之士心中诗史地位的提高。陶渊明对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全面而广泛地展开的。就广泛而言, 以王、孟为中心, 绝大多数写过山水田园诗的盛唐诗人无不受陶渊明影响, 如明显受陶诗影响的诗人有:包融、丘为、崔颢、王昌龄、张九龄、裴迪、祖咏、殷遥、卢象、綦毋潜、刘虚、高适、储光羲、杜甫、李白等等。从创作成就和影响大小来看, 尤以王、孟、储最具代表性。据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王维现存479首诗中, 与陶有明显关系的约50首, 约占总量的1/9.6;据近人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 孟浩然现存近270首诗中, 与陶有明显关系的有42首, 约占总量的1/6.4;据《全唐诗》卷一三六至一三九, 储光羲现存225首诗中, 有17首与陶明显相关, 约占总量的1/13。当然, 这些受陶影响的诗作中, 山水田园诗占绝大多数。如果再考虑到没有陶诗明显痕迹, 而在题材、审美态度等方面受陶影响的作品, 盛唐山水田园诗中的学陶之作的数量和比例是惊人的。就全面而言, 是说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陶渊明田园诗所开创的写作典范都有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受陶诗影响的诗人中, 李白、杜甫、祖咏、裴迪等大小诗人的山水田园之作, 虽然在风格上也有陶诗的影子, 但巍然独自成家、以鲜明的个性为后代读者所确认的优秀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却是王维和孟浩然, 此外还可加上一个储光羲。他们学陶而自成格局, 创造出了新的诗歌境界和个性风格。王、孟、储三人受陶诗自然冲淡风格的影响, 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主导风格:清腴自在、疏淡闲旷、质朴古雅。在田园诗里, 盛唐人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和意象是“桃源”。我们可以夸张地说, 整个盛唐山水田园诗在共同诉说一个桃花源的母题, 即桃花源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意象, 而是一个凝聚着盛唐诗人的理想和憧憬, 甚至某种潜意识体悟的原型母题。桃花源与盛唐人的理想有着异体同构的关系, 因此它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母题原型。以盛唐的四大诗人而言, 孟浩然有12次明确写到桃源, 王维有8次, 李白有14次, 杜甫有8次。
盛唐山水田园诗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情况表明, 陶渊明及其诗文所代表的审美追求、价值追求在盛唐已经被从一定程度上较为普遍地肯定或认同, 它作为一种与城市、社会、官场等世俗世界相对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人生价值向知识阶层进一步扩散并初步定型。人们虽然尚没有在理性上给予充分的重视, 但在审美上、生活上却在较为普遍地学习和效仿, 并进一步创造了独具个性而且成就辉煌的盛唐山水田园诗及山水田园精神, 对后世的陶渊明接受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王、储等人为主的山水田园诗派发展壮大了始自陶、谢的山水田园诗传统, 特别是将陶、谢开创的山水田园诗传统凝聚成一种淡雅自然、率性任真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对整个中晚唐乃至更远的宋、元、明、清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唐人贬抑陶渊明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中唐文人, 象顾况、李端、白居易等人都对陶略有微词。但从整体、主流看, 中唐人比盛唐人更加理解陶渊明的人生追求。在盛唐人 (如李白) 看来, 陶渊明的隐逸、饮酒显示出洒脱不群、憧憬自由的个性特征, 隐逸与仕途尚是基本对立的两种不同生活。中唐人则比盛唐人更加津津乐道于陶渊明的隐逸闲趣, 并把这一闲趣普遍化、平俗化, 从田园引向官衙、从理想引入世俗。由此, 隐逸闲趣进一步超越形迹, 向心灵内敛, 变为超越出处、仕隐而又不避世俗的闲适。这在韦应物、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 盛唐人学陶以示不羁个性的隐逸、饮酒, 在中唐则成为独善生活、心灵超越状态下闲适之趣的佐助。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直接继承了导源于陶、谢, 壮大于盛唐的山水田园精神。特别是韦诗, 其艺术渊源首先是陶渊明, 然后才是其他诗人诗作。韦诗继承并发展了陶诗恬淡冲和、真率自然的精神。他进一步把这种精神大量带进其它题材的诗歌创作中, 特别是写官场、官衙的诗作中。正是从打破诗歌题材、将陶诗精神普遍化这个意义上, 从韦应物开始, 陶诗以平淡自然、率真无饰为内核的田园精神才真正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理想的人格境界之一。也正是受韦诗的直接影响, 才产生了白居易的闲适诗。白居易闲适诗强化了来自陶诗和韦诗的恬适精神, 并进一步将其贯穿于抒写各种题材的作品里, 使这一以超越、化解悲情为特点的恬适精神成为诗歌和人生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从而对渊源于陶诗、以平淡自然为理想的宋诗精神和人生追求产生了最直接的深远影响。柳宗元诗中虽没有提到陶渊明, 极少有来自陶渊明诗文的典故、词语, 但他的许多诗, 如《南涧中题》、《觉衰》、《首春逢耕者》、《夏初雨后寻愚溪》、《田家》三首、《饮酒》、《读书》等作品不但在意趣、题材上借鉴了陶诗, 而且在风格上萧散简远, 醇厚有味, 放之渊明集中, 几乎难辨。因此, 苏轼《题柳子厚诗》云:“柳子厚晚年诗, 极似陶渊明。”[8] (P2109) 中唐韩孟诗派因诗学追求的差异, 于陶诗虽接受不多, 但韩愈也赞赏“古淡” (《酬赠张秘书》) 、自然的诗作, 所以他的《秋怀诗十一首》其一和其五、《晚菊》、《南溪始泛》、《江汉虽云广》等“未尝不师法陶公。”[9] (P89) 孟郊《隐士》、《秋怀》、《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等诗写淡泊闲适之趣也明显受陶诗影响。继盛唐李白、杜甫、王昌龄等人以审美感悟的方式点评陶诗之后, 中唐有更多的诗人以更为明确和理性的态度发现了陶诗, 特别是皎然在《诗式》、《诗古文联句》中明确运用当时的诗学观点对陶诗的艺术特点、艺术价值进行发掘, 并在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陶诗在诗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这标志、也代表了唐代人对陶诗的最高理性认识。
晚唐五代人对陶渊明便几乎没有微词了。他们虽仍然认为陶渊明是嗜酒的县令、高雅的隐士, 但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初盛唐人大多把陶看作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朋友对待, 对陶是欣赏和宽容的。到中唐有人自称“异世陶元亮”, [10] (白居易《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
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 (P837) 对陶是倾慕和效仿的。而晚唐似乎又回到了萧统的观点, 有对陶极为仰慕、将陶理想化的一面。他们更加突出了陶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现实、高蹈避世的鲜明个性。晚唐五代诗人中的大家、名家如杜牧、李商隐、杜荀鹤等对陶渊明的接受甚少, 但众多的小诗人对陶诗有或多或少的接受。特别是在业已形成的崇尚淡泊的诗歌精神的影响下, 他们在写隐逸淡泊情思时往往受陶诗的影响, 如唐彦谦、司空图、李建勋、徐铉等人都有不少明显受陶影响的作品。其中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倡导冲淡之美, 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诗论命题, 并以深受陶诗影响的王维、韦应物诗作为典范。虽未明言陶诗如何, 但联系宋代梅尧臣、苏轼等人的论陶言论, 司空图这一时代诗歌理论在揭示陶诗美学内涵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唐人接受陶渊明并不是偶然的。尚隐、以酒入诗是唐人接受陶渊明为人的基本原因, 庄园经济的发达、庶族文学的兴起和新的美学追求是唐人接受陶渊明诗文的重要原因。陶渊明诗文和传记通过各种途径在唐代的传播则为唐人接受陶渊明提供了必要条件。以上原因, 笔者曾专文探讨过, [11] (P83-87) 在此再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申论之。
首先, 尚隐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 还来自社会动荡和仕途失意的刺激。陶渊明所处乃晋宋易代之际, 社会动荡, 尚隐成风。隋唐易代之际, 大背景与陶渊明的时代很相似, 天下多事, 世道衰敝, 有才难施。因此, 许多有才之士知难而退, “不能役心而守道, 故将委运而乘流。”[12] (王绩《游北山赋》, P1) 仅王绩文集提到的隐士就有十多人, 足见当时避世之风的兴盛。当隐逸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高雅的价值观念之后, 隐逸便成为时尚, 盛唐如此, 而动乱之后的中唐更是如此。安史之乱的刺激使“大历时期的人总体上显示出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个人安逸的苟安心理。”[13] (P11) “吏隐”遂成时尚。隐逸不再是盛唐人的点缀品, 而是成为中唐士人的生活本身。晚唐五代, 时世艰难至于凶险, 士人对政治极度失望, 他们的心态又螺旋式的回到隋末唐初, 避世心态尤其严重。在正直士人眼里, 轩冕不值一钱, 战乱逼迫他们“长歌深入武陵溪。”[14] (司空图《丁未岁归王官谷》, P7249) 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中三个转折性的重要读者王绩、韦应物、司空图恰好出现在社会动荡之时, 不能不说明时世影响之巨。政途失意也是尚隐心态的刺激源。如初唐“四杰”中接受陶渊明最多的卢照邻, 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 很不得意, 便常借陶渊明寄托“江湖之思”。[15] (《于时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赠柳九陇》, P14) 中唐白居易开始大力接受陶渊明的最直接动因就是退居渭上和遭贬江州两大事件。他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和《题浔阳楼》等追模、赞颂陶渊明的诗作都作于政治失意之时。
其次, 自然价值的确立, 是唐人接受陶渊明的思想动因。自然价值实质上是以建功立业、积极进取为主要特征的盛唐精神的另一面, 即“希企隐逸、徜徉于山水、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11] (P83) 自然价值是魏晋六朝这一人的觉醒时代长期积淀的结果。在魏晋六朝, 以庄老释思想为核心的玄思淡化了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名利观念, 促使生命个体在理性上的觉醒;士人承认并投身于世俗功利之外的非功利人生, 对自然山水及其所体现的人性美给予高度肯定。南北一统后的唐代政治局面唤醒了士人建功立业、求取名利的理想和欲望。但有着强烈用世之心的唐人并没有因此抛弃东晋南朝就已经定型的崇尚自然的价值观念, 仍然认为山水风月足以澡雪精神、兴寄情思, 更何况又有日益渗入传统文化的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影响。如果说山水为人格之形貌, 那么独立自由则为之神髓。在等级制度之下进入仕途, 焉能不折腰向人!追求以独立自由为核心的自然价值 的唐代士人, 对此折腰之苦感受殊烈, 意气风发的盛唐人尤其突出。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 “转忆陶潜归去来。”[16] (《封丘县》, P170) 岑参亦以“头白反折腰”为耻, [17]《衙君守还》, P211) 李白更是高歌“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5]《梦游天姥吟留别》, P708)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精神和归去来兮的自由心声, 引起了人格高扬的盛唐人的共鸣。陶渊明是自然价值最集中的体现者之一, 他于田园山水、人格自由两方面都为后人标示了典型, 唐人的精神也在他那儿找到了寄托。
再次, 陶诗之所以引起唐人较为普遍的关注, 与中国古典意境理论在唐代日益成熟分不开。六朝人论诗不论是求形似, 还是讲吟咏情性, 亦或是讲“圆美流转”, [18] (《王筠传》, P609) 都极少综合考虑诸因素综合而成的意境美。唐人, 尤其是盛唐之后, 随着大量富于意境之美的优秀诗作的诞生, 意境理论也及时得到总结。这些总结建立在敏锐的审美基础之上, 成为衡量古典诗歌的崭新标准。初唐人重兴寄风骨, 功利味道过浓, 于陶诗仍极隔膜, 到盛唐人重兴象、重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便发现了富于意境美的陶诗。如, 盛唐王昌龄《诗格》认为“物色” (景物) 与“意兴” (情致) 兼融方好。在此前提下, 他分五“格”论诗时, 便摘引陶诗为例。[19] (P39) 中唐皎然以情、格、事论诗, 于《诗式》中14次举陶诗为例进行论析。晚唐司空图的诗论推崇冲淡的意境美, 将意境理论推向成熟, 为宋代人把对陶渊明的接受引向深入和理性奠定了基础。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的意境理论一脉相承, 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独创, 更是时代审美观念的总结。因此, 唐人以群体的形式较为普遍的接受了陶诗。伴随着意境理论的成熟, 富于意境美的陶诗也日益从历史云雾中凸现出它迷人的光彩, 难怪唐人已经在说“只应陶集是吾师”了。[20]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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