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十七]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鉴赏〕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出身于寒门，青少年时期家中“甚短于财”(刘向《说苑·杂言》)，后以文学见长。孔子死后，他到魏国讲学，曾做过魏文侯的老师，汉代以后学者多认为儒家大部分经典是经由他传下来的。莒(jǔ)父是鲁国的小城镇，在今山东省莒县境内。本文中的宰是指地方行政长官。

对于子夏在莒父理政，孔子提出的唯一忠告是不要急功近利。他认为治理一个地方不能急于求成，希冀立竿见影，速见成效。这里所说的速效可能是社会治安的迅速改善，更可能是指他接着说到的“小利”的迅速增加。孔子并不讳言利，对于他来说，问题是讲什么样的利。他所说的“小利”当然不是从数量多少上来说的，因为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区分大、小利的数量标准。因此小利是与根本利益相对而言的，是指眼前的利益，很可能是指地方赋税收入。

孔子历来主张，政府不能不顾人民的死活来聚敛财货，只要民生问题解决了，政府自然就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来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这反映了孔子对于财政问题的根本思想。他要求“无见小利”，就是教子夏不要在搜刮百姓钱财上动脑筋，下工夫，而要想办法发展生产，让百姓富裕起来。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大事”，虽然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立即见效，但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百姓富裕了，才能为治理一个地方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反，如果为了表面的政绩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最终必造成大患，所以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在司法上，也适用同样的道理。孔子曾经比较过治理社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刑罚手段，另外一种是培养人的自觉的道德意识的礼治和伦理教育，他说：“道(同“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可见后者的作用远远胜过前者。当然，政令和刑罚直截了当，能够产生短期的效应;而用礼和道德教育人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其功效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发挥出来。然而，如果舍本逐末，只满足于政府的令行禁止和刑法的威慑作用，一旦地方有事，社会上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局势就会迅速变得不可收拾，难以控制，以至于闹出大乱子。

实际上欲速则不达是一条普遍有效的真理，适用于一切人、一切活动。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或经营活动中，人们也当时刻牢记这个真理。求知要打好扎实的基础，应当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不能好高骛远，急于求成。而在工商业的活动中，那些不认真做市场调查，不下工夫搞好经营管理工作，培训人才，不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梦想一夜暴富，甚至不择手段，违法经营，这些人没有不失败的。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句名言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事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必经过程，如果无视这些规律，超越这种过程，事情就会走向它的反面，想快反而慢了，得了小利却做不成大事。因此，实事求是的老实态度是最科学，也是最有效的行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