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

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把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随后，一批摹仿《聊斋志异》的效颦之作便不断涌现。乾隆年间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曾衍东的《小豆棚》，直到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问世，才告一段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这种仿聊斋式的作品再次掀起波澜，如管世灏的《影谈》、吴炽昌的《客窗闲话》、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王韬的《淞滨琐话》则为后期仿聊斋式的文言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

王韬，生于道光八年(182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897)，字仲弢，一字紫诠、子潜，号弢园，另有天南遁叟、淞北逸民等十余个别号。江苏长洲(今吴县)甫里人。王韬初名利宾，自幼受业于其父，“十八以第一入县学”，其后易名瀚，字懒今。十九岁以后多次应试不第，便尽弃八股时文。二十二岁为家计所迫入上海墨海书馆当了编辑。在书馆工作期间，他接触了不少自然科学理论，逐渐萌发了“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思想。1862年，他回苏州探亲，化名黄畹，向太平军苏州当局上书再取武汉、缓攻上海的谋略，为此遭清政府通缉，被迫遁迹香港，始易名为韬，“从此潜心晦迹，隐耀韬光，不复出而问世。”居港期间，王韬在英国人理雅各(Legge)主办的英华书院翻译中国经籍，并致力于对西学的探讨。1867年冬，应理雅各之请，游学英、法等国，借机考察了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坚定了他变法自强的信念。返回香港后，主办《循环日报》，大力宣传变法思想。1879年，出游日本，与黄遵宪结交，并与日本朝野人士交游颇多。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王韬自港迁沪，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又被推为格致书院山长，不久告老还乡。1897年病逝于上海，终年七十岁。王韬一生著作甚多，计有《弢园文录外编》、《蘅华馆诗录》、《弢园尺牍》、《瀛壖杂志》等约四十余种。其中文言短篇小说集有三部：《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王韬最早的文言小说集《遁窟谰言》(十二卷)，成书于作者避难香港期间，收集了他近三十年间的文言小说。王韬移居上海之后，又以单篇的形式在《申报》的《点石斋画报》上连载他的文言小说。后结集成书，即《淞隐漫录》(十二卷)，不久便有翻刻本，易名为《后聊斋志异》。《淞滨琐话》是继《淞隐漫录》之后的第三部文言小说集，又名《淞隐续录》。《淞滨琐话》(十二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秋九月淞隐庐排印本，是王韬自藏、自校的本子。又有《笔记小说大观》本、《香艳丛书》本、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著易堂石印本。另有齐鲁书社1986年校订本，收入《清代笔记小说丛刊》。

王韬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又一生坎坷的文化人。少年时，在父亲的亲身授业下，王韬打下了极好的国学基础。入墨海书馆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和知识结构。隐居香港时，他利用香港的藏书，广泛研究西学。三年的欧洲游学，使他有机会把对西方的了解由书本变为直观。从此，他以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当时的文化界，通过译书、办报、编书，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欧洲文化思想。然而，他又空有满腔的抱负而无法施展。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上书太平军的历史经历而不被重用，只好终生从事文化活动。他的后两部文言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都是“孤愤”之作，其中自有作者的某种寄托。他在《淞隐漫录·自序》中说：“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 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是迁居上海之后三、五年中完成的，这时的作者已是倦游知返，“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复可耐”(《淞滨琐话·自序》)，然而，“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淞隐漫录·自序》)。正是作者的这种孤愤著书，使他的文言小说超过了同时代其他人的创作，也得到当时和后世读者的赞赏。鲁迅先生称：“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既指出了王韬三部文言小说广泛的影响以及其与《聊斋志异》的继承关系，也指出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的主要特点。王韬的三种文言小说，各有所长。《遁窟谰言》以故事体为主，用典较多而缺乏艺术上的加工，但是由于优先利用了作者的生活积累，因此在思想内容上较为充实。后两部小说则在著述、掌教之余，在三、五年之内完成，前者多写人世沧桑，后者多写花妖狐魅，两者都富于文采和浓厚的抒情性。其中又以《淞滨琐话》在艺术上更为精致，更加接近《聊斋志异》的风格，乃至作者在《自序》中也自诩说：“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 ’”

《淞滨琐话》在艺术上的精致，首先表现在小说的构思精巧上。小说集中所收的短篇小说，有的像唐代传奇，以写人事为主，有的像魏晋志怪，写的是花妖狐魅，也有不少篇章像《聊斋志异》那样，“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也就是说写的是花妖狐魅，却使读者以为是写人间世事，每每于篇末曲终，才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人类。如《袁野宾》一篇，写一位姓李的书生，少有才志却又科场蹉跎，便远游蜀中，迷路于深山野林之中。偶遇一白发长者，自称袁野宾。袁氏把李生延至家中，并以爱女环娘招赘李生。三年之后，李生回乡省墓，却已门径荒芜，故老消亡。重返蜀中，仙源也杳不可寻。正当李生进退维谷之际，有一白兔由身边跑过，李生急起直追，转过丹崖翠，便见林阴中的房宇，于是与环娘重新相见。看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刘、阮天台遇仙之类的志怪，看小说的后半部分，却又像实写一隐居山林的人家。作者在故事后面特意加上一小段附言，称《开天遗事》载王仁裕蓄一猿，名之曰野宾，极驯伏。岁久纵之去，后奉使入蜀，山林深处，遇猿来窥。王赋诗云：“渐来仔细窥行客，认得依稀似野宾。”“李生所遇之叟，姓字恰合，殆即此仙猿欤?”如果不是作者有意点明，读者决不会想到那慈祥的白发长者袁野宾，便是一只白猿。作者以传奇法而志怪的手法用得十分纯熟，致使不少篇章中难以分辨其主人公是人还是怪。如《粉城公主》一篇，其中粉城公主的行藏像绿林豪杰，却又能与东海王赛马，能把两剑吸入鼻中，舞入天际，看起来又不似人类。终篇不知其为何类人物。《淞滨琐话》艺术构思上的精巧，还表现在作者对情节的精心设计上。如《梦中梦》一篇，其情节堪称曲折摇曳，引人入胜。书生卜元本是一下第秀才，妻刘氏拔钗沽酒，借以解忧。闷酒之后，刘氏瓦炉烹茗，卜元凭几以待。忽闻门外哗然，有报卜元以第四名中举，此后便步步高升，出将入相，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强夺民女，为所欲为。一日，召侍姬伴寝，梦中闻家人惊报朝廷下旨革职，于是满门查抄，卜元被放归乡里，成了妓院老板的塾师。后因与妓女口角而哭诉祖茔，一命归阴。到了阴间被冥王发付地狱受苦。一日，坐在地狱中出神，梦见自己转生为男婴，十岁便入京城供职，遍询满朝故老，不知有故相卜元者。不久归隐田园，皇帝召用不从，避入深山学道。一日，从道士观棋，不觉又入梦而为游仙，以才思敏捷授泰山司职，掌教群狐。有美狐阿凤求欢，初坚拒，终被其惑。后迎阿凤表姊同住，被告到天廷，天廷遣使系卜，卜因拒捕而被飞锤击中。惊醒之后方知在道士身边观棋未了。突然钦差至，捉拿私逃在外的卜元，入京廷杖欲死，忽然梦觉，方知正身处地狱之中。不久，冥罚至，判卜再世为驴、为猪，被人片片脔割，哀叫梦醒，原来是在美姬怀中。卜元惊起四顾，默然定神，不知是否仍在梦中。侍姬笑慰之，方知非梦。一日，边关告急，卜元奉命出关征讨，竟带美妾相从。至边关又受贿无备，大败而逃，被解递入京，奉旨斩决。刑场惨哭，一梦又醒，见已身处斗室之中，刘氏炉前烹茗未已。卜元呆若木鸡，妻问其故，便详告梦境，且携妻熟审之，恐仍在梦中，又狂奔出门，跳跃大叫，方知此番确实非梦。自此以后安贫乐天，不存妄想，以笔耕糊口度日。曲折的梦中梦，使整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其中的转折承合，又不落痕迹。读者要看到最后，才能领悟其中的连环梦。《淞滨琐话》这种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写法，在艺术上主要是借鉴于《聊斋志异》。如卷6《花妖》，写四色牡丹归一书生，颇似《聊斋志异》中的《葛巾》、《香玉》;卷7的《邹生》写书生与神庙土偶的恋情，深受《聊斋志异》中《土地夫人》的影响;卷4《沈兰芬》有模仿《西湖主》的痕迹;卷5《刘大复》、卷4《皇甫更生》，又可以看到《青凤》、《娇娜》的影子;卷10的《因循岛》，写一群豺狼占据了大小官职，更是在《梦狼》的立意和构思上有所发展。《松滨琐话》在艺术上除了受《聊斋志异》影响之外，还从唐人传奇中有所借鉴。书中写了不少传奇故事，或写剑客侠女(《剑气珠光》)，或写才子佳人(《梅无瑕》、《卢双月》)，或写妓女生平遭际(《金玉蟾》)，都是写奇人奇事，颇为曲折动人。书中的记人之作，又类似魏晋志人小说，如《龚蒋两君轶事》，写龚自珍之子龚孝拱的轶闻轶事;《纪四大和尚》，写一酒僧、一淫僧、一商僧、一怪僧，各述其行状始末;《李贞姑下坛自述始末记》，写自称李连芬的女子借乩仙降坛，备写自己初为儒家女，继为富家婢，后为青楼妓，终于蹈水而死，以保贞节的不幸遭遇。更有《谈艳》、《燕台评春录》、《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等，勾画数十名青楼妓女的身世脸谱，虽不完备，却也各具姿态，三言两语交代出各人的出身、结局、举止、声貌，可以算是诸妓的一份小传。中国小说史上，短篇小说的发展经历了魏晋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三个重要阶段。魏晋志怪志人，是短篇小说的初创。唐代传奇，虽未尽脱搜奇记异，然其主流，已在于描写人间奇事。宋元话本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艺术上的一个高峰，宋元话本以后的短篇小说便以传奇和话本两种形式发展，两者互为补充和倚重，又各自不断完善和发展。白话短篇的话本以白话章回小说为其后续，而文言短篇的传奇却渐近衰落，直到《聊斋志异》的出现，才“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文言小说声誉再起。《淞滨琐话》在艺术上并非全步《聊斋志异》的后尘，而是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全面继承。

王韬一生坎坷，饱经忧患，又处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因而他对科举八股的抨击、对仕宦生涯的鄙弃、对贵官富商的憎恶以及自身的家国之痛、乡关之思，都借助小说中的故事表现出来。卷5《袁野宾》写书生李云骧读书一目十行，“九岁毕九经，一时故有神童之誉”，及长，浏览诸子百家，靡不通彻。只是不喜八股之道，科考之时，无论题目大小，总是洋洋洒洒，直抒胸臆，动辄千百言，所以每次都被考官以违式而罢落。这里勾画的李生的形象，实际上就是王韬自身的写照。王韬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自称：“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无不该贯。”但“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弢园老民自传》)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王韬虽然没有直接抨击，却也客观上揭示了它的弊端。卷10《梦中梦》，借助落第秀才的梦想，勾勒出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官场之后的堕落和仕宦生涯的龌龊。一旦中举，便有亲友登门相贺，馈致纷纭，却之不可。入京闱试，则钱赆者肩相摩，踵相接。探花及第，更是意气飞扬，寄巨金以养家。边关立功，获高官美差，便不可一世，地方官吏纷纷奔走门下，各省大员个个争献苞苴。终于泰尽否来，被绑赴刑场。作者借卜元的一枕黄粱，寄托他自己对功名利禄、官场险恶的理解与体会。《淞滨琐话》中的《因循岛》，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都代表了王韬的文言小说的风格。所谓“因循岛”，实际上就是因循守旧的清帝国的写照。小说一一再现了晚清时期腐朽的吏治，苛刻的税收，窳劣的边防，官吏对上拍马逢迎，对下虎视狼噬，表面上清正廉洁，一肚子男盗女娼。作者用极简练的文笔，勾画出封建官吏的种种丑恶行径，寄托了作者对晚清统治阶级的失望和愤世嫉俗的心情。作者的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在小说中也常常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抨击。卷2《卢双月》、卷4《徐希淑》，写太守之子横行乡里，恃势妄行，强夺民女，为所欲为;卷2《金玉蟾》写妓院鸨母欲壑难填，前恭后倨;卷10《徐太史》写落第书生饱受的世态炎凉;卷8 《罗浮幻迹》写官府、地痞无耻地凌辱一青楼女子，致死人命;卷6《画妖》借画中女子之口，讥讽附庸风雅的假名士。如此等等，字里行间都可都看出作者真情的流露，或同情，或愤怒，或抨击，或揭露，确如作者自己所说：“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淞隐漫录·自序》)

《淞滨琐话》共收文言小说五十九篇，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相当的篇幅是的青楼女子或才子佳人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小说发展的内部规律决定的，也有当时社会风尚与作家个人生活的外部原因，就文学内部规律来说，一种文学题材在达到时代的高度之后，就难以为继，后人很难再有所突破。花妖狐魅的小说，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那里已达到了高峰，因此，后来的作者要么一味摹仿，要么另辟蹊径。晚清文言小说的作家也同样因为无法达到《聊斋志异》的高度，又不愿一味的摹仿，所以就不能不在题材上开拓新的领域，更多地选取社会和人生的题材。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又决定了这种对新题材的选取不能不转向“烟花粉黛”。乾隆以后，社会上妓院颇盛，文人出入妓院也是家常便饭，省试会考的文人学子，差不多都想在这里寻找“风尘知己”。文人的这种风尚，说不上堕落或淫荡，在当时还不无一点风流倜傥的味道。因此，反映这类社会生活的杂记、笔记也日渐增多，如《续板桥杂记》、《秦淮画舫录》、《竹西花事小录》、《吴门画舫录》、《十洲春语》、《燕台花事录》、《珠江名花小传》等等，分别描写南京、扬州、苏州、宁波、北京、广州的妓女生活。这样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也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出现所谓的“狭邪小说”。就小说的传统而言，由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或风情故事，到叙述青楼女子与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并不是作家艺术观念的发展，而是时代和生活的影响所致。有清一代，“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淞滨琐话》对妓女的描写比较真实，这也是王韬个人生活所决定的。王韬十八岁去南京考举人，便堕入烟花柳巷，初步形成了他“风流才子”的性情。入墨海书馆以后，“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王韬《杞忧生易言跋》)的上海，使王韬成了与妓女往来密切的文人。咸丰十年(1860)，他写出了《海陬冶游录》七卷，专门记述上海妓女情况。光绪四年(1878)，他又写了《花国剧谈》二卷，仍然是追忆上海诸妓的往事。二次迁居上海期间，由于生活上的挫折，饱经忧患的作者更是常常以狭邪之游消忧解愤，与妓女交往更加频繁，因此，在作者《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两部小说集中，除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之外，也有不少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或者妓女生活的客观描写，乃至自己与妓女交往情况的描述。小说中这方面的内容占很大的比重，其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妓女的悲惨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厚的同情。如《罗浮幻迹》，写书生罗大冈所爱妓女汤某，因官府相逼而自缢，使两情终未成眷属。罗大冈为汤氏营斋营奠，但求来生相会，后来终于如愿。再如《金玉蟾》一篇，写一位有胆有识的青楼名妓，靠私蓄自脱火坑，又出钱助丈夫经商、谋官，一展生平之志。最后还是金氏看透宦海险恶，劝丈夫及时引退。这位青楼女子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改良主义的理想。《珠江花舫记》、《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谈艳》、《燕台评春录》勾画了青楼女子的群像：或因父母双亡，生活无靠而被骗入火坑;或因夫死无子，被宗族卖入妓寮;有的因所嫁非人，终至沦落风尘;有的择偶从良，却运舛命蹇。但是这类作品大多数成就不高，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谈艳》只是极简单地叙述诸妓的身世或一颦一笑，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不少作品写自己与妓女的交往，已算不得文艺性小说了。由于作者侧身其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灯红酒绿、狎妓夜饮、声色丝竹的欣赏，也大大削弱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性。

《淞滨琐话》语言精炼，词汇丰富，极有文采和较强的抒情性。作者用浅近的文言写作，于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句，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作者善于描写景物，逼真如画，而且常常借以创造某种气氛和境界，如《袁野宾》中描写三峡的一段：“登舟溯三峡而上，每当湍流箭驶，峰矗铓尖，餐翠饮渌，徘徊不忍去。扣舷而讴，与长年邪许之声相间。一日至山水最胜处，但见千岩万壑，竞秀争奇，绝胜山阴道上，如入荆、关画中，不觉目为之迷，神为之越。船随岸转，突有绝壁数百丈，藤萝娄络，松柏倒垂，两岸猿狖，逐队成群，啼啸响应山谷。或迎船跳跃，或缘树联臂，缒而下饮于涧。生曝然自乐，忘路之远近，恍惚若有所睹。舍舟登陆，信步所之，处处引人入胜，目不给赏。俄而乌踆西逝，暝色遥赴，山径崎岖拗曲，十步九蹶。月黑风紧，松涛谡谡，奔腾半空。加以狼嗥丛薄，虎啸密箐，自悔孟浪，恇怯不知所为。”在这样一番景物描写和气氛渲染之后，才引出石屋琴声和秉烛而弹的老人。作者尤擅长写人物语言，描摹不同身分、地位的女子的口吻，特别是闺房少女或青楼女子的调侃语，往往是生动有趣，维妙维肖。《玉香》中有一段描摹媒婆的口吻神态：“媪曰：‘姻缘天定，成否不可知。彼痴女子曲意相求，必非无所见，或愿舍膏粱而甘藜藿。姑试之，若不成，与官人何损?’生笑应之，即令媪往说。媪去，见公及夫人，夫人笑曰：‘姥近日大忙，久不至，今日甚风吹到?’ 媪笑曰： ‘好笑王家小秀才! 痴虾蟆吃天鹅肉。彼见公家英姑娇模样，令老身作撮合山，岂非败灰鸡结凤凰耶?’已又曰：‘小郎虽贫，才品颇不碌碌，惟门第不相当耳。’……媪亦笑曰：‘若玉姑肯嫁小郎，亦是大好伉俪;惜阿舅钟爱，不肯舍，否则小秀才馋眼似猫，宁不爱鱼子腥耶?’言未已，鼓掌自笑。”媒婆随机应变，两面讨好，既达到说媒的目的，又奉承了女方的家长，真是见风使舵，巧舌如簧，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淞滨琐话》在艺术上仿效《聊斋志异》，却又显然吸收了魏晋志怪志人和唐代传奇小说的长处;内容上以写花妖狐魅、烟花粉黛为主，实际上借之反映晚清时期社会生活和作家自己的精神心态。作者的孤愤著书，使《淞滨琐话》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作者的游戏之笔，也使《淞滨琐话》显得庞杂零乱，某些篇章失去了小说的风采。作者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和对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了解，使他记录了一些域外的风情，介绍了蒸汽机的诞生，表达了学习西方振兴中国的愿望，然而，作者思想上固有的封建意识与观念，使他敌视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概斥之为“贼”，并且在不少的作品中流露出封建的贞烈观，宿命论以及及时行乐的思想。王韬是一位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文人，他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对西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希望中国改革求新，“师夷制夷”，却又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皇帝的变法，在王韬身上典型地表现晚清时期那种新的将生未生、旧的欲死未死的特殊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心态。这种特殊的心态，决定了《淞滨琐话》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是有继承、有创新，有精华，也有糟粕。作者是我国最早的报章体作家，却又专门用典范的文言创作小说。作者自称所作不过是“聊寄我兴”，实际上却包含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呐喊和抨击。作者写到了封建官僚恃势横行，人民生活的悲惨可悯，却始终没有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罪恶之源。作者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悲剧，却有不少作品也渲染了贤妻美妾的庸俗思想。作者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却又让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通过科举中第扬眉吐气，喜结良缘。尤其是对青楼妓女的态度，作者同情妓女的不幸遭遇，为妓女从良择偶，跳出火坑鼓掌欢呼，却又依恋青楼繁华，欣赏风月声色，一旦名妓从良，风流云散，便流露出某种惋惜的心情。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决定了作品的不足与缺憾，也正是因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使这部文言小说集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认识价值，也是研究作者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