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

在数以千计的晚清小说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这不啻是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把官场的丑恶罪状全都说尽了” (阿英《晚清小说史》)。当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书是官场的“照妖镜，燃渚犀”，“刻画宦途恶劣处，颇有入木三分之妙”(《谭瀛室随笔》)。

中国的封建社会十分漫长，官场非常黑暗，做官者，位高，名贵，权大，威重，“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才能”，“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到清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大举入侵，朝廷几乎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政治愈加腐败，官场愈加黑暗，“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 (欧阳钜源《〈官场现形记〉序》)。官民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此之时，如有人将官场各种情状写出来，一定大快人心。因此，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 (孙玉声《李伯元》)。作者也因此而声誉鹊起，他的作品“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吴沃尧《李伯元传》)。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以字行。祖籍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咸丰年间，迁居山东。伯元生于山东，三岁丧父，在堂伯父抚养督教下长大成人。他的堂伯父历任知县、知府、山东候补道等职，伯元随行各处，自幼对官场种种情状有所了解。1892年，李伯元已二十五岁，随同辞官归里的堂伯父返回故乡。乡居期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取得乡考第一名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到上海，十年间，先后编撰《指南报》，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写过大量作品，成为报界和文学界的著名人物。光绪三十二年(1906)病卒于上海，年仅四十岁。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南亭笔记》、《南亭四话》等。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署南亭亭长著。最初在上海《世界繁华报》上连载，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止，历时两年，吸引了大量读者。世界繁华报馆在1903年9月至1905年年底分五编陆续印行，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共计三十册。由于畅销，先后出现了多种翻印本。较早的翻印本有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的日本知新社会刊本，宣统元年(1909)崇文堂石印本。1927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精装二册，平装四册，有胡适写的长序和汪原放的《校读后记》。此后，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过精装本一册，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张友鹤校注的平装本两册。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版本。香港、台湾先后出过几种。

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人物，结构仿《儒林外史》，众多人物逐一登场，一个人物或一群人物的故事演述完毕，接着演述另一个或另一群人物的故事。全书像一个旋转舞台，一台戏接着一台戏，但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一个主题，上演的都是官场现状。这样的连台戏，倘若一口气看下来，自然不免乏味。但如果换一个看法，今天看一台两台，明天再看一台两台，他那里若断若续地搬演，你这里若断若续地观看，倒也轻松愉快，生动有趣。当年《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上逐日连载时，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以至“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觉得它“如道子丹青，地狱变相”，觉得看这样的“戏”惬意，“吾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于此时者” (忧患余生《〈官场现形记〉序》，邱菽园《新小说品》)，大约就是因为当初的“观众”用了那样一种看法。

书中较多为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个部分：第19至22回，写浙江巡抚傅理堂与候补道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等人如何表面廉洁，内里龌龊;第30至第31回，写江阴哨官冒得官如何献女求官;第43至46回，写蕲州州官区奉仁和蕲州吏目随凤占、候补府经申守尧、秦梅士等一批佐杂小官如何在官场立身处世，第53回至56回，写江南总督文明及六合县知县梅飏仁等如何对洋人卑躬屈节，柔媚迎合。我们且来逐一看看这几场戏，看作者如何进行“谴责”。

傅理堂是个“清官”形象。他的父亲“一生讲究理学”，他自称从小“谨守庭训，不敢乱走一步”，一举一动总在按“老太爷的教训”去做。他由副钦差署任浙江巡抚，接任的头一天，便颁出朱谕，大讲“吏治”。然后又传谕各方，不许送礼，不许办差，提倡廉政，反对奢侈。“各官看见，俱为咋舌”。他自己脚下一双破靴，头上一顶旧帽，“左右伺候的人，身上都是打补钉的”，大有身体力行之德。浙江官场经傅理堂这样提倡，风气大变。大小官员争穿破旧衣裳，杭州城中的估衣铺里的破袍烂褂、古董摊上的旧帽旧靴，被官员们买得精光，一时旧衣比新衣还贵。这傅理堂，“若从外面子上看他，却是真正的一个清官”，博得“居官清正”的好名声，“出京的时候是一个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间，已做到封疆大吏”。可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他七八年前相好的妓女找上门来，带着一个孩子，说是他的私生子。这位口口声声讲“理学”的正人君子抵赖不认，让心腹家人用六千两银子打发了事。那六千两银子则由一位想求傅巡抚密保的官员贾筱芝(假孝子)代出。不久，“傅抚院就保了他一本。适遇河南臬司出缺，朝廷就升他为河南按察使”。

这段故事是根据一则轶闻写成的。李伯元《南亭笔记》卷11载：“游智开在粤时，每见客，必穿布袍褂。僚属有衣服丽都者，游必目逆而送之。省城四牌楼估衣铺之旧袍褂为之一空，且有出重金而不能得者。”游智开，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拣选知县。同治四年，署和州知州，亲自给诸生考校文艺，剖析经旨。历官永平府、永定河道、四川按察使。光绪十四年，迁广东布政使，署巡抚，劾贪墨史，不避权要，寻以老病乞休。光绪二十一年，起为广西布政使，阅三年，以病罢归卒。其事详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八。应该说，他是那个时代里较好的官吏，算得上清官。可是，作者为了充分显示清末官场的虚伪与丑恶，择取一端，大加敷演，又塑造出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等反面人物加以衬托。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就是这些口口声声讲求理学、推行廉政的官员也是如此的龌龊不堪，那么，那些公开贪污、肆无忌惮的官吏们就可想而知了。作者这种情节加工的手法是相当高明的。

《官场现形记》中这一类根据轶闻加工为小说情节的例子为数不少。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位小说家力图描写生活真实、揭示人生问题和社会弊病的创作意图。虽然有些方面还不够成功，但作家这种创作尝试是可贵的，它显示了近代小说向干预现实、直接提出社会重大问题的方向发展。

在艺术作品中，笑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官场现形记》有许多段落比较成功地使用了喜剧手法，深刻地揭露了官场的本质，令人忍俊不禁。作者极力揭示傅理堂、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等人如何表里不一，使读者通过他们相互矛盾的言行，看到了官场中的一切何等虚伪。第30、31回写冒得官这个小丑式的人物，作者改换了一种手法。他让笔下的这个人物赤裸裸地上场，连伪装都不要，却益发令人觉得可笑。

傅、刘、黄等人出身于官僚之家或富商之家，原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为人处世就不能不经常考虑自己的名声、脸面，多所顾忌，巧予掩饰。冒得官本来是在江北泰兴县跟官当长随的，行同奴仆，地位低下。后来，他用三十块钱买得湘军一个小军官的奖扎、饬知，冒名顶替，做上了江阴炮船管带，很赚得几个钱。这种人，带有很多流氓无赖的特点，做起事来不顾羞耻，不择手段。后来，他因故被撤了差使，跑到南京，“便钻头觅缝的寻觅事情”。他先从羊统领的门口结识起，送了许多东西，天天跑去厮混。不久，他打听到羊统领有八个姨太太，有一位最得宠，便想方设法讨她的好，通过她的门路，做了护军右营管带。后来，冒得官冒名得官之事偶然败露，羊统领传见追问，他慌了手脚，听从自己姨太太的主意，利用羊统领好色的弱点，在自己正妻与女儿面前伪装吞吃鸦片烟自杀，逼迫亲生女儿去给羊统领做小老婆，以图得到羊的保护。女儿被逼应允，“冒得官一见女儿应允，心上暗暗欢喜，便做出假欲呕吐之状，吊了几个干恶心，吐出了些白痰。太太、小姐忙着替他揉胸捶背，一面问他怎么样。只见他连连点头道：‘好了，好了。如今一齐吐出来，大约不妨事的了。’又忙爬下替女儿磕了一个头，说：‘我这条老命全亏是你救的! 将来我老两口子有了好处，决计不忘记你的!’……”嗣后，他又担心羊统领不肯，便贿买羊的心腹随从，将羊骗到自己家中，一家人上上下下地串通好，使羊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在冒公馆中上了婚床。“听说这一夜(羊统领)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冒小姐只是不答，赛同哑子一样。羊统领以为她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这一切本来都是冒得官事先精心安排好的圈套，“等到生米煮成熟饭，他老人家也赖不到那里去了”，冒得官便上前轻轻扣门，冒小姐突然将门打开。冒得官“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说出一番“难得老帅赏脸”的话来，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于是，彼此心照，冒得官得以保全了冒名顶替得来的官职。

这段故事实在是太肮脏了! 可是，正是在这种足以引起读者生理厌恶的描写中，作家成功地揭露了官场上一些极端丑恶的灵魂，使人们看到清末官场已经腐败到何等程度! 它使我们想起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笔下人物的一段评论：诚然，这里充满了“脏污的东西”，充满了“臭气”，可是，“这肮脏是优美的，是‘提高到创作的珠玉’，它比中等阶层出身的诗人、官僚和外省诗人的金箔一百万倍的优美”。因为它们忠实地反映了现实。(《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31—132页)

《官场现形记》中写了大量这类肮脏、丑恶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现实中看不到“更好、更高贵”的人物，而是出于“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的创作动机，所以才这样写。它忠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中最本质的一面。正是由于作者对晚清官场这种不留任何情面的彻底暴露，使《官场现形记》这部小说在客观上起了对封建王朝摧枯拉朽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战斗性，超出了一般晚清小说对社会予以“谴责”的目的。

第43至46回集中写一大群佐杂小官的生活。胡适在为亚东图书馆本《官场现形记》写序时，对这一段“佐杂现形记”十分赞赏，称它“细腻的很”，“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采的部分”。

这群佐杂小官都是官，但都小。在当时的社会里，“千里做官只为钱”，“做了官就有钱赚”。佐杂小官身既为官，必然千方百计地捞钱;但因官小，却又一时赚不到大钱。他们身在官场，就要讲为官之道，讲官的排场、架子和体面，可是，由于官小，却又常常讲不起来。这种自身固有的矛盾，必然使一批佐杂小官常常在生活中露出窘态，产生许多富有喜剧性的情节。

作者先写“蓝翎五品顶戴、新选蕲州吏目”随凤占，然后扯出申守尧、秦梅士等一串人物。随凤占“因为同武昌府(知府)有些渊源，便天天到府里禀见”。一次，知府请他到宅内小坐，“随凤占马上满面春风，赛如脸上装金一样”。“等到随凤占出来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拿他围住了”，“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齐来打听有什么差使选派。

好在一班都是佐杂太爷，人到穷了，志气就没有了，什么怪像都做得出。其时正在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衣褂，有的竟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已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的了。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揩抹。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些的”，姓申，号守尧，是个府经班子，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今年六十八岁了，还在候补。另一位府经秦梅士，也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家里连个客人坐的地方也没有，偶然来客，“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连吃烟，连睡觉，连会客，都是这一张床”。时已隆冬，秦的妻子还只穿了一件单褂子!

这样一班人聚集在武昌府大堂前，高谈阔论，大讲为官“诀窍”。秦梅士教导后辈的宝贵经验是：“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差使到了手，就不要“辜负那差使”，要“老老脸皮”，尽力抠钱。申守尧(伸手要)伎如其名，每到一处，“开口问人家借”，钱既到手，抹抹脸皮，不写字据，说声“多谢”，彼此了事。一年出上几趟差，开出口去，伸出手去，总不会落空。随凤占三代为官，均为佐杂，经验格外丰富。他对别人说，“先君常常教导，地方官派人送钱来，钱给的少，就假做推辞;再增添一些，便顺势收下。”“这些地方全亏看得亮，好推便推，不好推只得留下：这就叫做见风驶船，鉴貌辨色。”“大家听了，一齐点头称‘妙’说：‘老伯大人的议论，真是我们佐班中的玉律金科!’”

这一番对话，把一群佐杂老爷的内心世界暴露得通体透明。

可是，“正说得高兴，忽见一个女老妈，身上穿的又破又烂”，向申守尧索要他身上穿的衣裳，说：“家里今天还没米下锅，太太叫我去当当。”申守尧被老妈子戳穿了窘境，伤了体面，一巴掌把老妈子打倒在地。于是，老妈子撒泼，申守尧难堪，众人解劝，演出了一场令人发噱的闹剧。而后，申守尧回家，妻子抱怨，申守尧心上寻思：“我们当佐杂的，连制台衙门里的一条狗还不如!”种种描写，颇能表现衙中一些小人物处境之尴尬，内心之辛酸。作者笔下既有同情，又带调侃，有些细节(如秦梅士之子秦小狗子向申守尧讨赏钱、制台接见申守尧等处)写得相当动人。李伯元的描写虽未达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描写官场“小人物”那种动人心弦的水平，却也足以显示作者观察官场生活之深入细致，显示了作者在刻画对象的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功力。因此，胡适说，有些描写“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这些评论不无道理。

近些年来，《官场现形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53回写江南总督(制台)文明的部分，这一段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题为《制台见洋人》。

作者给这位总督大人取名叫“文明”，使人自然想起作者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文明小史》“重心所在，是在揭发国人在‘文明世界’前夕的那种怵外和媚外的心理” (杨世骥《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中写“文明”这一段，重心亦在于此。

这位“文明”制台，“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他“一点学问没有”，有的只是脾气。他在下级面前极端专横，“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无论是什么人，“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至于手下当差的人，“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主管一省民财两政的藩台呈上一个手折，“他接过手折，顺手往桌上一撩”。藩台下来，气得要告病;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文制台嫌他的手折上字写得小，“又明欺他的官不过是个四品职分，比起藩台差远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淮安府“一肚皮没好气”。正当这时，一位巡捕前来禀报：“有客来拜。”只因违反了文制台吃饭时间概不会客的规矩，“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一顿臭骂，“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可是，等到那位巡捕壮起胆子禀报：“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 “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然后对巡捕又打，又骂，又踢，责怪巡捕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 还不快请进来!”及至巡捕把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洋人会面走后，文制台“连要了几把毛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我可被他骇得我一身一头汗了!’”

作者在这些描写中，成功地运用了喜剧作品中常用的倒置手法，造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在笑谑中对清政府的官员充满了鄙夷之情。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说：“设想在某种情景下的几个人物。如果你把情景颠倒过来，角色的地位换个过，你就可以得到滑稽的场面。”当人们看到“一切可以列入‘颠倒的世界’ 中的事物的时候，就都要发笑”。作者写文明制台，先写他在藩台、知府乃至巡捕等中国人面前如何大耍主子的威风，把它写到极致，而后突然笔锋一转，写他在洋人面前如何显出奴才本相，也写到了极点。这样一写，就使整个情景颠倒过来了。读者通过这个“颠倒的世界”，深刻地认识了清政府的达官权要们怵外和媚外的心理。读者在哗然不恭的笑声中，不仅得到了唯有艺术作品方能给予的快感，同时也深刻地认识了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顽固派在本世纪初所推行的 “新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江南官场上自从这位贤制军一番提倡，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如此，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 作者接着写了六合县知县梅飏仁(媚洋人)，他是候补通判梅蔚(媚外)之子，此人“诸事颟颟顸顸，不求甚解。偶而大家同他说句话，人家说东，他一定缠西;人家说南，他一定缠北。因此大家奉他一个表号，叫他做‘梅二缠夹’”。这位梅二(媚儿)正是清政府的写照。当时的清政府久已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庚子事变后，1901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电令，批准与八国联军的《议和大纲》，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又说：“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愧交集。”不久，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就签订了。1902年1月28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西太后第一次公开接待外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况下进行的”。2月1日，她又接待“外交团中的各位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此后，她“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或与闻内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88页)。请看，《官场现形记》中所写的文明制台、梅二先生等人物形象，不正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投影吗?只不过作者通过一面引人发笑的哈哈镜将它漫画化而已。

全书最后一回即第60回，借甄守球的哥哥病中一梦，隐约点明全书宗旨。他梦见自己走到一座深山里面，遍山遍地都是豺、狼、虎、豹、猫、狗、鼠、猴、猪、牛、羊、狐、黄鼠狼，是一个“畜生的世界”，“跳不出去”。后来又恍恍惚惚地换了一个世界，是一片康庄大道，有一所极高大的洋房，里面的人正在校对一部书。梦中这位作书者看到“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便编写了一部“教科书”，教导中国的官员，“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因为“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统通救得”，编一部“教科书”“教导”官吏，是“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这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梦中突起一火，烧毁了此书的后半部。梦境中有一人说：“还是把这半部印出来，虽不能引之为善，却可以戒其为非。况且从前古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半部亦何妨?”

《官场现形记》这部长篇小说实即李伯元欲以治天下的“半部《论语》”。作者清醒地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国家“贫弱到这步田地”，关键问题在于国家“政体”。他是怀着“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的急切心情来编写这部“教科书”的。

作者说，他写这部书，专门指摘官场的丑恶现状，目的是“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其实，这不过是小说家狡狯之言，你看，他巧弄一支生花妙笔，从官场的最下层一直写到官场的最上层，从典史一直写到军机大臣，所有官场人物，无论是捐班出身，正途出身，无论是官声差的，官声好的，统通没有一个好人，这哪里真是希望他们“读了知过必改”?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除了描绘“儒林”百丑，毕竟还写了杜少卿、王冕、迟衡山、虞育德和庄绍光等少数几个在作者眼中颇有光采的人物，欲使读者在一片烂泥塘中看到几枝亭亭净植的莲花，感到这黑暗王国中也还有一线微光，似可继往开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呢?作者笔下的“官场”中，半个这样的人物也没有! “遍山遍野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又实在跳不出去”。他是怀着对整个官场感到绝望的心情来描摹“官场”的。因此，他的写法自然就与《儒林外史》有所不同。鲁迅曾说：“(《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官场现形记》与此不同，“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官场现形记》在思想境界和艺术手法方面都有不少缺点。鲁迅说它不能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等量齐观，“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吴敬梓)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 (《中国小说史略》)。胡适说它有四条“短处”，作者“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官场现形记〉序》)。这些批评都是很中肯的。

作者自己对这部小说也不大满意。他曾对朋友说：“未作《官场现形记》之先，觉胸中有无限蕴蓄，可以藉此发抒。迨一涉笔，又觉描绘世情，不能尽肖，颇自愧阅历未广。倘再阅十年而有所撰述，或可免此弊矣。”(《谭瀛室随笔》)作者在《笑林报》第1171号(1904年6月23日出版)上登过一则广告，说： “古人著书，稿至三四易、五六易而成。此著乃初脱稿耳，阅者倘为纠谬绳愆，或以个中丑状详细胪示著者，拟俟投函其后，评定甲乙。第一名赠本书五十部，二名赠三十部，三名赠二十部，以下酌赠。”由此亦可看出此书创作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可是，文学作品能不能在当时和后来的读者中产生巨大反响，并不完全决定于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有的作品精雅别致，在艺术上相当成功，但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人数较少的一个小圈子里得到称赞，反之，有的作品，在艺术上虽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由于它满足了某一时代广大读者的精神需要，便能声名广被，不胫而走，甚且久唱不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便属于后一类。当时，因“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此书“骤享大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读者中反应非常强烈。当时的读者，认为它“描写颇为深刻”(包天笑《钏影楼笔记》)，因此，“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佚名《<官场现形记>序》)，成为“脍炙人口之书”(冥飞《古今小说评林》)。光绪末年著名人物孙宝瑄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跃其词而已。”他得到此书以后，览读“终日不去手”，接连几天，他日夜阅读，短短三天即全部读毕。他觉得此书“刻划人情世态已入骨髓”，“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噫，我国政界腐朽至此，尚何言哉!”有一天，他“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隔了几天，他遇到朋友，亦官场中人，与之“道《官场现形记》之书之佳，盖其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官场现形记》所有”(《忘山庐日记))。

由此可见，《官场现形记》在反映晚清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世界繁华报》第1123号(1904年6月17日出版)为此书登载广告云：“中国官场，魑魅罔两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自南亭此书始。”“有欲研究官场真相者，无不家置一编，洵近来小说中唯一无二之巨制也。”又说：“此书描摹官场丑态，无微不至。某京卿谓：‘邹应龙打了严嵩，严嵩犹说打得好，打得好。’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同此意也。” 这些话虽出之广告，却也符合实情。据说，由于《官场现形记》流行甚广，“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愈广” (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还有一个姓赵的督幕，读了这部小说，以为其中一段故事写的是自己，“竟因此辞馆”(李伯元《致刘聚卿书》)。这和有些人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以为是在骂自己，颇为相似。试想，如果几十年前已经有了电视机、如果那时有人将《官场现形记》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隔天播演一场，那时的荧屏前面，将不知有多少观众会为之心惊肉跳，为之面红耳赤，为之捧腹大笑，为之指张说赵，一定会有许多观众为这部连续剧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