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佑

《剪灯新话》是明朝初年产生的一部传奇小说集。这部著作共载传奇小说4卷二十篇，附录一篇。其中一部分描写神仙鬼怪，另一部分直接取材于元末现实生活。

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具有空前的落后性、疯狂性和野蛮性，贪官污吏遍布朝野，冤狱冤案比比皆是，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残酷，劳动人民陷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至正四年(1344)，旱灾、虫灾大作，瘟疫流行，百姓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至正末，农民暴动纷起，各路起义军拥兵据地，攻城杀吏，天下大乱。这一大动乱的社会现实，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明朝建立后，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一方面，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采取了一些鼓励生产的措施，使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阴狠猜忌，大肆杀戮功臣，还大兴文字狱，屠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企图杜绝文人对时政的批评。在严刑峻法面前，一些文人为了避免与统治者直接抵牾而招来杀身之祸，便追摹唐人，写起闺情艳遇、鬼怪神仙的传奇小说来。《剪灯新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瞿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人，少有诗才。明太祖洪武年间历任仁和、临安、宜阳等县训导，后升任周王府右长史。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因诗祸下狱。永乐十三年(1415)谪戍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仁宗洪熙元年(1425)，经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在英国公家主家塾，三年后放归。宣德八年卒，享年八十七岁。瞿佑一生著述不下三十余种，但大多亡佚。现仅存《剪灯新话》、《归田新话》、《咏物诗》等数种。

瞿佑生活在元末明初，一生坎坷。元统治者的残酷压迫、野蛮掠夺和元末的社会动乱，他都亲身经历;明初的文禁，他更有直接的感受。这些都为他创作《剪灯新话》奠定了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剪灯新话》共二十一篇作品，其中以描写婚姻爱情和暴露社会黑暗、抨击豪强势力的篇什居多，价值也比较高。

书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共九篇，这些作品无论描写人与人的婚姻，还是描写人与鬼的爱情，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封建势力扼杀爱情、破坏美好婚姻的罪恶，赞扬了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斗争，表达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的理想和愿望。《绿衣人传》描写书生赵源和女鬼绿衣人恋爱的故事。赵源和女鬼绿衣人前世同为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奴仆，两人地位相同，命运相同，在多次接触中产生了爱情。但是，这种纯真的爱情在封建官僚的家庭里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当他们的恋爱被别人告发之后，便双双被贾似道“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当贾的一个侍妾流露出对青年男子的爱慕心情时，说了句“美哉二少年”，就立刻招来横祸，贾似道把她的头砍下来示众，以杀一儆百。绿衣人在人世上没有爱的权力，死后鬼魂来和她所爱的人相会。起初，赵源不了解绿衣人的来历，以为是“巨室妾媵，夜出私奔”，当他了解了他就是自己前世所爱并且和自己同遭不幸的人时，激动地说：“吾与汝乃再世姻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鬼魂离去时，“源大伤恸，为治棺榇敛之”。自己投灵隐寺为僧，终身不娶，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

一些作品还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制度对爱情的扼杀。《金凤钗记》描写了吴兴娘的鬼魂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吴兴娘和崔兴哥自小订婚，由于兴哥随父宦游远方，十五年不通音信，兴娘失去了希望，郁郁成疾，半载而终。兴娘和兴哥在襁褓中订婚的，谈不上有什么爱情，但既已成约，命运也就安排定了。因此，当兴娘到了十九岁，已经超过了当时一般女子结婚年龄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兴哥的消息，她绝望了，觉得活在世上成了多余的人。因为像她这样的大家闺秀、官宦之女，再嫁被认为是不贞节的，要受到歧视，于是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她死后并不甘心，趁清明节举家上冢之机，她的鬼魂便跟了回来，同兴哥相会，并深谋远虑，与兴哥私奔他乡，相亲相爱，过了一年夫妻生活。最后她不得不离去时，还用鬼魂附体的办法，要求父母将妹妹庆娘嫁给兴哥，以续前缘。兴娘的命运，是封建社会众多女子的命运，她对爱情和美好婚姻的渴望，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要求。她以自己的含恨死去，向吞噬她的封建礼教作了血和泪的控诉。《滕穆醉游聚景园记》里的女鬼卫芳华也是生前得不到爱情，死后鬼魂来与人相爱的。作者笔下的女鬼，体态美丽而品格高尚，不仅不令人恐惧，而且非常可爱。这样美好的女子，前世在宫中做奴婢，二十三岁都不能结婚，只有死后才得到爱情，享受家庭生活的幸福，可见做人不如做鬼。在这里，作品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在另一些作品中，作者还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敢于藐视封建礼教的人物。《爱卿传》里的赵六，出身簪缨之族，拥有巨万家资，不受贞节观念的约束，娶妓女为妻。妻子被迫害致死以后，他“抚尸大恸，绝而复苏”。《渭塘奇遇记》里的王生出身于诗礼人家，外出收租时和酒家女儿相遇，产生了爱情;第二年再次相遇，便自主婚姻，结为夫妻。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作者对于男女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理想。

书中有些作品还描写了战乱对婚姻和家庭的破坏，作者对这些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元末大动乱中，罗爱爱被元朝地方军官刘万户霸占，自缢身死(《爱卿传》);刘翠翠为张士诚部将李将军所掳，郁郁而亡(《翠翠传》);杨采采与商生避乱分离，音信不通，后来采采嫁人生子，两人空遗绵绵长恨(《秋香亭记》)。这些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和美好的新婚生活都由于战乱而遭到破坏，落得个悲惨结局。以上几篇作品都写得细腻生动，哀婉感人，在《剪灯新话》中均属上品。

这些作品还描写了开明的家长，对他们的尊重、支持儿女自愿婚姻的态度表示赞赏。《爱卿传》里的赵六，纳礼正聘妓女为妻，他的母亲不加反对，并和儿媳和睦相处。更堪称道的是《翠翠传》中翠翠的父母，他们为了满足女儿的意愿，在“门户甚不相敌”的情况下，竟能说出 “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 这样沁人肺腑、动人心弦的话，这对处在封建道德束缚下的青年男女，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这当然也是作者理想的表现。

上述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揭露了封建势力残害青年的罪恶，对青年男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斗争给予热情的赞扬，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些作品都突出一个“情”字，这个“情”是和周秦以来的封建礼教特别是与程朱理学直接对抗的。程朱理学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经地义的。而“情”则主张摆脱束缚，顺乎自然，肯定人欲的进步和合理，带有个性解放的性质。

《剪灯新话》中有些作品正面揭露并猛烈抨击了封建官吏的罪恶和腐朽。《绿衣人传》对南宋权臣贾似道专横残暴、草菅人命的凶恶面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贾似道发现奴婢恋爱，就随意处死; 听到姬妾赞美游人，立即杀头;认为有人作诗讽刺他，便逮捕下狱，充军远方。《三山福地志》还揭露了元朝官吏借钱不还、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同时对丞相、平章、郡守、经略等官吏搜刮无餍、杀害良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另有一些作品则以鬼怪世界写现实社会，在运用影射手法对元朝的黑暗政治进行揭露、讽刺的同时，塑造了一批同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嫉恶如仇的鲜明政治态度。《太虚司法传》里的冯大异，“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惊世而骇俗者，必攘臂当之，至则凌慢毁辱而后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顾”。他在掉进鬼谷深坑、落入魔鬼的包围圈后，仍然顽强不屈，忍受一切痛苦和耻辱，始终不忘复仇，死前还让家里人把纸笔放在柩中，说要到老天爷那里去打官司：“数日之内，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时也，可沥酒为我贺矣。”充满了乐观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经过一场恶战，他终于把魔鬼消灭干净，取得了最后胜利。《令狐生冥梦录》里的令狐譔，作诗揭露鬼官鬼吏贪赃枉法的罪行，替穷人鸣不平，触怒了“权鬼”，被抓到阴曹地府去审讯，他不服，在“自供状”中进一步揭露了那些有权有势者“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罪恶行径，指出那些法律都是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的，它使“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轻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他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自供状”反而成了“控诉书”，弄得鬼王毫无办法，不得不承认“令狐譔持论颇正，难以加罪”，只好宣布无罪释放。《修文舍人传》写了一个正直的穷读书人夏颜，他在人世不得志，死后在冥司却做了大官。作者通过夏颜鬼魂之口描述了冥司如何公平，“用人必当其才，必称其职”，“黜陟必明，赏罚必公”，不像人间靠贿赂、门第、外貌等邪门歪道取士，所以人间“治日常少，乱日常多”。这三篇作品都假托阴司，对元朝末年的腐败政治和明初的文字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笔锋所到，触及了最高统治者、封建法律和某些政治制度。

明朝初年，统治者压抑迫害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作者有亲身体会，他的《剪灯新话》写成之后，“藏之书笥”，迟迟不敢发表，刊刻时还用“诲淫”、“语怪”之类的话作了一番掩饰。尽管如此，在他死后九年(正统七年)，还是没能逃脱被禁毁的命运，致使这部书的足本在国内失传，不得不从日本抄回。

《剪灯新话》二十余篇，多写元末明初百年之内事，作者面对残酷的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元朝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对明初的文字狱进行了影射、揭露和抨击，对残害青年男女、扼杀他们的爱情、破坏他们的婚姻的各种社会势力表示强烈的愤慨，对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肯定这部小说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作者的思想局限。由于作者以“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为宗旨，因此，他实际上并未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善恶观。作者在《龙堂灵会录》中抬高伍子胥而贬低范蠡，借伍子胥之口数落范蠡有“谋国之不臧”、“事君之不忠”、“持身之不廉”三大罪状，依据的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在《三山福地志》中借庵主轩辕翁的口说：“子一念之恶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临。”又全是消除人民反抗意识的封建说教。一部分作品还过多地宣扬了因果报应思想。此外，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虽具有反封建意识，但一般说来格调不高，多数是“慕其才色”或“一见钟情”，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联芳楼记》之类的作品，格调更低。描写神仙灵怪之作基本上是模拟六朝以来的志怪小说，没有多少实在内容。

《剪灯新话》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作者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抓住不同环境中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活动。《翠翠传》中写金定寻找翠翠，几经周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李将军宅第，看到门庭显赫，便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生伫立门墙，踌躇窥俟，将进而未能，欲言而不敢”。写翠翠与金定见面，“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词，但相对悲咽而已”。《三山福地志》中还有主人公自实除夕夜盼缪君送米的一段描写：“至日，举家悬望，自实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门觇之。须臾，奔入曰：‘有人负米至矣。’急出俟焉，则越其庐而不顾。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趋往问之，则曰：‘张员外之馈馆宾者也。’默然而返。顷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钱来矣。’急出迓焉，则过其门而不入。再往扣之，则曰：‘李县令之赆游客者也。’怃然而渐。如是者凡数度。至晚，竟绝影响。明日，岁旦矣，反为所误，粒米束薪俱不及办，妻子相向而哭。自实不胜其愤，阴砺白刃，坐以待旦。”这些描写相当细致，相当逼真，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深刻感受，是无法写出来的。

其次，这部短篇小说集继承了六朝以来志怪小说的艺术传统，描写鬼魂追求爱情是为了表现青年男女死不罢休的斗争精神。作者选择了鬼魂这种特殊身份来描写，灵活方便，是现实中的人所不可比拟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礼教和法律是管不着鬼魂的，他们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可以自由相爱，自主婚姻，而这正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梦寐追求的理想。

《剪灯新话》故事曲折，文笔清新，语言优美艳丽，哀婉动人。正如凌云翰在《序言》中所说： “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

当然，它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一些作品中，作者把人物作为自己的传声筒，用长篇议论或说教代替了客观描写。有些作品，作者为了显示才华，插进了相当数量的诗词柬牍，反而使作品冗杂、板滞，情节拖沓。然而，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总的说来，在文言小说低潮时期，它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著作。

我国的传奇小说创作始于初唐，到了中唐，传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产生了《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许多名篇佳作，使小说成为文坛上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唐以后，传奇小说开始走下坡路，宋人小说缺乏生气，虽然数量不少，但功力已远不及唐人。元朝文人忙于填词写曲，传奇小说几乎无人问津。直到明初，瞿佑才以《剪灯新话》打破了这种僵局。这部著作继承了唐传奇描写现实的优良传统，使传奇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它的问世，在当时沉闷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与共鸣，甚至连国子监里的经生儒士也“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弄得统治者惶惶不安，如临大敌。

《剪灯新话》出现以后，仿拟者纷起，永乐年间有庐陵李祯的 《剪灯余话》，宣德年间有赵弼的《效颦集》，万历年间又有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相继传世。这些作品便成了沟通唐传奇和《聊斋志异》 这两个高峰之间的桥梁，在小说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剪灯新话》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如《金凤钗记》、《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等被收入《艳异编》、《情史类略》等小说类编。其中一些作品对白话小说和戏曲也有很大影响，如《金凤钗记》、《翠翠传》被明末小说家凌濛初改写成白话小说; 这两篇作品和《渭塘奇遇记》、《绿衣人传》还被一些戏曲作家改写成杂剧、传奇和地方戏曲。《聊斋志异》也从《剪灯新话》中汲取了营养。《剪灯新话》传到日本，受到日本读者的喜爱。

《剪灯新话》的版本较为复杂，其原刻本的刊刻时间尚不能确定。根据有关材料，我们知道《剪灯新话》在洪武十一年(1378)就已编订成帙，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还有人为该书写序(今见凌云翰洪武三十年序时间有误，当为洪武十三年)，可见，该书当时还处在传抄阶段，并未付梓。其出版时间约在洪武末至永乐初。据高儒《百川书志》卷6记载，《剪灯新话》共4卷二十一段(即二十一篇)，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卷数篇数相同。1958年上海图书馆发现了该书明末福建建阳版的残本，可见该书明末尚有足本刊刻。但长期以来《剪灯新话》全本在国内已失传。1917年董康据日本足本翻刻，《剪灯新话》始重归故国。民国二十年(1931)上海华通书局以铅字排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郑振铎编刊《世界文库》，把《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收入第6至第9册。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剪灯新话》校注本(周夷校注，附《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1981年又将该书再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