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玉》以狐女红玉的名字标题，却没有集中笔墨写她，让她贯穿全部情节。

全篇明显地可以分作五大段：一、冯相如家贫丧偶，狐女红玉假称邻女，逾墙相从，但不久便被为人鲠直的冯翁发现，严厉地训斥，红玉只好离去。二、冯相如依照红玉临去时的安排，聘娶了邻村容貌艳美的卫氏女，夫妻恩爱，两年后生下一子。三、不料突来横祸，罢官居家的宋御史倚财仗势，抢走了卫氏，冯翁被殴后气恼身亡，卫氏也不屈而自缢。冯相如到处告状，官府受贿不予理直。四、冯相如走头无路之际，一位“虬髯阔须”的侠士刺杀了宋御史父子，为之报了夺妻杀父之仇。冯相如却未能逃脱官府的追捕，怀中的幼儿被衙役丢在荒山中。只是由于县官受到侠士的警告，才释放了冯相如。五、冯相如遭此惨祸，悲怆欲绝，忽而红玉携带着被丢在荒山中的孩子重来冯家，为之重整家业，不久便“人烟腾茂，类素封家”。

非常明显，这篇小说的情节主线是冯相如家庭的剧变，贯穿全篇的人物只有冯相如，狐女红玉仅只出现于开头和结尾两段情节中。开头一段是由她引出冯相如娶卫氏女之事，显然是又为最后一段她再次出现而设，重点表现的是她为遭到毁家之祸的冯相如重整家业。中间三段情节，虽然不能说与红玉完全无关，但毕竟没有让她出场，没有明写她的活动，既没有让她取代豪绅见而“艳之”遂萌生歹心的卫氏，也没有让她充当杀死恶人为冯相如复仇的侠士。可见，这篇小说的命意，主要不是再增添一个令人遐想的人狐之恋的爱情故事。

小说中间三段情节，写的几乎全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冯相如聘娶卫氏女，宋御史夺人妻子，伤人致死，官府不主持公道等情，自不必说，即使是突来侠士，夜入宋家杀死多人，乃至夜入县衙，以短刀剁床入木，警告为虎作伥的县官的情节，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也算不上神奇鬼怪。不妨作这样的假设：这篇《聊斋》故事，如果剪头截尾，没有了狐女的形象，就简直可以说是血泪斑斑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情节中心地位的第三大段。这一部分写豪绅宋御史已是罢官居家，自非少年，但还是见有姿色的妇女便垂涎三尺。他开始以为其势足压人，钱可通神，可轻易地将冯相如妻子弄到手。其实，人穷志未必穷。虽然冯相如软弱，“思势不敌”，不敢拒绝，但正直的冯翁却不理他这一套，对宋家的豪奴臭骂了一顿。他自然不肯罢休，公然大施威虐，派爪牙打伤冯家父子，硬是抢走卫氏。冯相如抱子“兴词”，从县衙门一直告到督抚衙门，都受了宋家的打点，“卒不得直”。生事行凶、致人死命的权势者竟逍遥法外，而受人欺凌、“几于灭门”的穷书生“冤塞胸吭”，竟“无路可伸”。这段情节更是毫无半点虚幻怪异的成分，我国古代的小说、戏曲中也多有类似的情节。

《红玉》中这段权势者夺人妻、毁人家的情节，与其他小说、戏曲中类似的作品相比较，并不特别深刻。但是，却不要认为作者是从旧小说、戏曲中撷取来的。恰恰相反，作者是直接地缘现实之事而发。他另有一首《廷尉门》诗，就是明证。诗云：“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极其简括，没有具体地铺陈其事，诗意比较隐晦。但并非不可以理解。廷尉，秦汉时掌刑法的官员。“雀有角，鼠有牙”，用《诗经·召南·行露》中的语词，照注家的解释，是比喻奴隶主仗势欺凌不肯嫁给他的一位有夫之妇(见余冠英《诗经选》)。“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显然是说鬼蜮一样的恶人信口雌黄，掌刑的官员颠倒是非，对受欺凌者滥施毒刑。诗末愤慨地说：“谁理直?相公家。”一针见血地道出世道之不公：有势就有“理”，得“理”的总是官宦人家，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以看得出来，这首诗隐约反映的内容，与《红玉》中叙写的情节非常相似。诗末发出的“谁理直?相公家”的愤慨之言，与小说篇末“异史氏曰”谓“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并以侠士的利刃未能够略移半尺杀死那个徇私枉法的县官为憾，表现的是作者同样的愤激情绪。两者作期相近(论证从略)，有理由认为《廷尉门》诗讽咏的不平之事，也就是《红玉》篇创作的现实动因和生活基础。

像《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一样，《红玉》不单纯地暴露社会上之丑恶，着重表现的是与恶势力的抗争，使恶人受到惩罚，让善良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异史氏曰”开头便说：“其子贤，其父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这几句话，不应抽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为遭到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助其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幻化的狐女，让他们进入人间除暴安良，正表达了作者的善良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 言词慷慨，一派豪气。他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诛杀豪绅父子，更令读者感到十分痛快。不过，从文学贵创造性的角度讲，却不免有因袭唐人传奇中虬髯客形象之嫌，至少是有雷同之感。

“狐侠”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写她“袅娜如随欲飘去，而操作过于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实狐”，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有心计又很能吃苦耐劳的农家妇。正因为如此平实，红玉的形象才更显得和易可亲。

更为重要的是红玉的性格特点。当冯相如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人“井臼自操之”时，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个中就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心。受到冯翁训斥，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无怨恨之心，自分不能同冯相如偕老，决然离去，还为他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之有个温暖的家。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因此，她被逐后，当冯家遭到惨祸，冯相如“孤影对四壁”，生活濒临绝境时，重来冯家，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为之重创家道，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认为这种性格是过分理想化了。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劳动妇女中，就多有这样的善良妇女。应该说，这是一种文明、高尚的美德。蒲松龄虽然写的是一个狐女形象，但却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了这样一种人的美的素质。这可以说是他对生活的新发现。

从情节结构上看，《红玉》是成功的。人物较多，头绪也多，五个段落几乎都可以单独演绎成篇，但作者密针细线，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应，浑成一体，层层波澜，不露牵强的痕迹。

首先是前后钩连，彼此相照应。红玉被迫离去，预为冯相如筹划娶卫氏女为妻，这就从第一段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段。卫氏女容貌艳丽，那么恶绅见而“艳之”，思欲占有，从而制造了惨剧，也就有迹可循，第三段衔接便极自然。侠士惩恶一段，虽侠士来得突兀，但前段末已写出冯相如仇恨满腔，“每思要路刺杀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无抚”，本段接写侠士来吊，劈头便问冯相如何以不报仇，前呼后应，事虽突然，而文理却相当紧凑。并且，这一段写侠士不肯承担抚育冯相如幼子的任务，说是“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这就又为红玉再来冯家作了伏笔，使末段情节成了势所必然。

其次是用笔密而不漏，丝丝入扣。小说开头便点明冯翁“年六旬，性方鲠”，后面写他训斥冯相如和红玉之私合，之后又写他闻恶绅欲凭财贿占有其儿媳，非常气愤，“指天画地，诟骂万端”，被殴伤后“忿不食，呕血寻毙”，都是从“性方鲠”三字而出，突出了其性格，又成为情节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契机。譬如说，如果他不训斥冯相如和红玉，或者不以大骂坚拒恶绅，后面的情节便须改写了。再如小说中写到冯相如娶卫氏女，“逾二年，举一男”，下面各段便处处写到这个孩子，无一遗漏：豪家恶仆行凶抢人时，“女闻之，弃儿于床”，冯家父子伤残，“儿呱呱啼室中”;冯相如气不过，也是“抱子兴词”;侠士诛杀恶绅，他“惧祸及，抱子亡去”……最后红玉再来时，“挽一小儿，嬉笑胯下”。这样，整个情节就有了内在的联贯性，毫无松散、游离之病。

第三是情节转折起伏，层层生波澜。冯相如家贫丧偶，忽来红玉“与订永好”，旋被冯翁发现，红玉又被迫离去，这第一段就有小起伏。冯相如再娶卫氏女，“琴瑟甚笃”，不料却遭到欺凌，父死妻亡，幸福生活化为惨剧，这是全篇的大转折、大起伏、大波澜。忽有侠士来，杀死豪绅，陡然一起，大快人心，却又不急转直下，接踵而来的是冯相如被追捕，丢失幼儿，惨祸发展到“几于灭门”，令读者心情又为之一跌。末段红玉重来，自然是曲终奏雅，以大欢喜终篇，但还是又加了个小小人为波澜：红玉故意地说：“奴欲去”，吓得冯相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情折曲折前进，有小波澜，也有大起大落，几乎步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