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帖和尚》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篇描写犯罪的小说。小说先介绍犯罪现象而不交代犯罪动机及背景，有意设置一连串的悬念，以吸引听众(读者)。小说一开头，只见茶坊中来了个“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他趁皇甫松在家时托僧儿给其妻杨氏送首饰与书信，以致引起皇甫松怀疑而休妻。后来，杨氏在伪称一位是她姑姑的婆子家见到的官人又是“浓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婆子劝杨氏改嫁了这位官人。两人，面貌为何如此相似?是否即同一个人?话本一直按下不表，直至篇末方始让他自己说出事实真相。故事娓娓道来，布局引人入胜，令人忘倦。然而，这篇话本更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在人物形象塑造特别是人物心理描写方面达到的成就：从各个角度刻划人物性格，着重描绘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皇甫松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武官，妻子在他眼里不过是私有的附属品，即使在夫妇和睦相处时，他的潜意识深处对妻子的不信任心理也已然存在。而他又是个读书很少、脾气急躁且遇事不动脑筋的粗人，未免由年轻得志、过分自信而走向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驱使，他才会一见僧儿揭帘探头就喝问、追赶、揪打，听说“有官人寄小娘子物事”，就一把抢过，不经妻子同意就拆看了他的信件，看了信件又立即信以为真，并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漏风巴掌”把杨氏打得哭叫，又狠毒地用私刑拷问吊打年仅十三岁的迎儿。私刑得不到口供，他又威逼地方巡军，将杨氏、僧儿、迎儿三人解往开封府审讯。刑吏经审讯认为缺乏证据，无法定罪，他又断然要求官府判决，休掉杨氏。这个粗鲁的武夫就这样做了阴谋者的工具，亲自制造了拆散自己家庭的悲剧。

然而，皇甫松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凶恶无情的男子，离弃杨氏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良知开始清醒，对往日家庭温暖的回忆更令他感觉到孤独和难堪，特别是元旦佳节夫妻双双上大相国寺烧香的民俗更触动了他对杨氏的怀念。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一定已经原谅了杨氏，于是，他独自去大相国寺烧香祈福。他所祈求的不就是与杨氏破镜重圆的梦想吗?因此，当他走出相国寺大门路遇杨氏之时，他惊呆了。话本在此对皇甫松的心理有极为细致深入、合情合理的描写：“逡巡过了一年，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正是： 时间风火性，烧了岁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只得勉强着一领紫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到寺中烧了香，恰待出寺门，只见一个官人领着一个妇女，看那官人时，粗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绰口，领着的妇女却便是他浑家。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短短二百余字，写活了皇甫松休妻后的悔恨，正是这悔恨促使他与妻子破镜重圆。

皇甫松的妻子杨氏温柔软弱，随遇而安，时代造就了她的柔弱顺从的性格。在被丈夫怀疑打骂时，她只能哭泣，既不会为自己声辩，更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空身一人被赶出了家庭。遭到丈夫休弃后，她所能选择的只有自杀。一个自称是她姑姑的婆子搭救了她，又劝她改嫁，她明知此人颇像送简帖的官人，却又不敢举发，反而顺从地改嫁给他。她在大相国寺一见故夫就眼泪汪汪，恋恋不舍，可见她改嫁后的生活并不美满，内心深处一直在怀念过去。小说中写道：“且说那妇人见了丈夫，眼泪汪汪，入去大相国寺里烧香了出来。这汉一路上却问这妇人道：‘小娘子，你如何见了你丈夫便眼泪出?我不容易得你来! 我当初从你门前过，见你在帘子下立地，见你生得好，有心在你处。今日得你做夫妻，也不容易。’两个说来说去，恰到家中门前，入门去。那妇人问道：‘当初这个简帖儿，却是兀谁把来?’这汉道：‘好交你得知，便是我交卖馉饳儿的僧儿把来，你的丈夫中我计，真个便把你休了。’妇人听得说，摔住那汉，叫声：‘啒!’不知高低。”这一声“啒”，正是杨氏这位被侮辱被损害的柔弱女子以其全部的精神力量迸发出的反抗呼声。她终于伸出双手摔住谋骗她的“官人”，无比勇敢地以弱小的身躯与他拚命，受愚弄、欺骗的愤恨使软弱无力的娇小女子忽然成长为光荣的斗士，最终使她获得了解救，重返原来的家庭。

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送简帖的和尚。他不守清规，贪财贪色，先偷盗了本师二百两银器，逃到汴京，又贪图杨氏美色，设计拆散他们夫妻，骗娶杨氏，最后事情败露，又意图杀人灭口。从中国传统的道德与法律观点来衡量，这个和尚无疑是个叛教者、刑事犯，处以极刑乃罪有应得。然而，佛教禁欲主义的桎梏难道就必须顺从?青年僧侣追求世俗的幸福就那么十恶不赦?他图谋杨氏固然不该，但其计谋之拙劣，如果不是遇到封建夫权的代表皇甫松，又岂能轻易地达到目的?而且，简帖和尚的确是真心爱慕杨氏。或许就是因为他还有可以同情之处，林语堂《中国古典小说选》的英译本中，将此篇话本的内容大加改削： 删去了后半篇和尚杀人判罪、杨氏与皇甫松破镜重圆的情节，改为杨氏从皇甫松的无情、愚蠢与野蛮中觉醒，与真心爱她的简帖和尚结为恩爱夫妻。在大相国寺遇皇甫松时，已经后悔的皇甫松追赶着杨氏呼唤：“春梅，春梅(林语堂所拟写的杨氏闺名)，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了!……”而杨氏却昂首不顾，与简帖和尚相携而去。林语堂将易卜生笔下叛逆的娜拉与中国古代逆来顺受的杨氏糅合为一，塑造了合乎现代人审美趣味的“春梅”形象，简帖和尚也由未遂杀人犯蜕变为因爱情而叛教的青年僧人。在欣赏古代文学作品时，虽然我们不必套用林语堂的办法，但更多一些现代意识却是必要的，否则，欣赏者永远停留在创作者的水平上，古代文学作品将日益在现代人眼中失去其迷人的光彩而变得平庸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