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120回是水浒故事大收束的文字。

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因此，当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流传开来之后，人们并不就此满足。梁山好汉大聚义之后，他们的结果究竟怎样?在这种追问不休的心绪的推动下，于是就有了《征四寇》的版本问世。征四寇，也就是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和征方腊。结果，金本(即七十回本)和《征四寇》相加，还是个百二十回本。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有了下落，于是读者放心了，作者也放心了。第120回首先交代了征方腊留京师的和参加朝觐的一班好汉们的结局，然后详写高俅、杨戬毒死卢俊义和宋江的经过，其中又穿插宋江毒死李逵的场面，吴用、花荣双双自缢于宋江墓前的过程。至此，一百零八人的结果一一交代明白。最后，以宋徽宗梦游梁山泊、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作结。

水浒大收束所突出的仍然是忠和奸的矛盾。忠与奸的矛盾斗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线索，这一点，自《水浒传》问世之后，就被评点家点破了。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刻本的书名赫然标出“忠义水浒传”字样，就是极好的说明。《水浒传》前半部突出了官逼民反，则官为奸，反者忠;后半部所强调的天下一统，则征者忠，寇为奸。一旦四寇全歼，则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与水泊英雄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了。与前半部所不同的是，水泊英雄的主要人物都失去了起码的警觉，而蔡京等奸臣却并没放弃主动进攻的策略。以卢俊义为例，第119回中，燕青早已十分恳切地警告过卢俊义，但卢俊义却幼稚而自信地认为：“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结果，正应了燕青的话，高俅、杨戬在徽宗赐予卢俊义的御食中暗地里放了水银，使卢俊义坠了腰肾，站立不住，“落于淮河深处而死”。

宋江与卢俊义不同，他是明知奸臣当道，却一心想做个忠臣，并深悔过去造反是犯了“无涯之罪”，决心报答皇帝赦免招安的“莫大之恩”(第119回)。因此，当他发现喝了药酒之后，想到的却是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并且“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李逵一到，宋江便亲自鸩杀了他。卢俊义的死是糊里糊涂的死，宋江的死是清楚明白的死。卢俊义至死都没有怀疑奸臣是否要害他，因此，他的死，也就没有心灵上的痛苦。宋江不然。他喝了御酒之后，就觉着肚子疼痛，知道是中了贼臣们的奸计。在明显的事实面前，宋江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悲伤地叹息说：“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不能说宋江没有怨气，不能说宋江没有牢骚，但忠于朝廷的信念却压倒了一切。因此，他宁肯让自己充当牺牲品，也决不萌生他念;他不但自己心甘情愿受首于人，而且还不择手段地杜绝他人的反抗之路。宋江鸩杀李逵，内心是悲痛而且矛盾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言讫，堕泪如雨”，就是这种情绪的表露。

李逵反心未死，因此不能保证他长久地忠于朝廷，但是对于义的信守，李逵却能始终不渝。这一点，宋江知道得特别清楚。正因为如此，宋江才狠心亲手鸩杀他的。果然不出宋江所料，李逵知道宋江有意让他喝下药酒，非但不怨恨宋江，而且还说：“罢，罢，罢! 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对此，明代袁无涯刻本就曾写过如下的评语：“以死相赠，能使受之者不以为怪，真兄弟，真忠义，可敬可哀。”李逵直接死于义，间接死于忠。无论是卢俊义，还是宋江、李逵，他们的死，都标志着奸的胜利，忠的失败。这也就是忠奸矛盾的最终解决。这种无可挽回的结果，作者又借花荣的口说出来：“朝廷既已生疑，必然来寻风流罪过。倘若被他奸谋所施，误受刑戮，那时悔之无极。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吴用、花荣不远千里来到蓼儿洼，“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是对这一结果的再次强化。

一方面写了忠的失败，另一方面又写了奸的胜利。作者也花了不少笔墨，写四个贼臣屈害卢俊义、宋江的过程，并且不无沉痛地说：“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此外，作者还特地加上一段徽宗皇帝得知“宋江蒙御赐饮药酒而死”后的态度和做法。开始是“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声色俱厉，大有准备严加惩治的样子，以致“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可是转瞬之间，“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接着，徽宗“便教追要原赍御酒使臣”，妙在“不期天使自离楚州回还，已死于路”。这个细节十分传神，它表明“四个贼臣”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宋江等好汉造反的目标就是反“四个贼臣”为首的贪官污吏，其结果却是“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结局，意味是深长的。

《水浒传》的这个大收束是深刻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梁山好汉结局交代的本身，也远远超出了作者思想中的忠奸之辨、歌颂忠义的本身，它的意义也不单单是使读者了解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全盛然后走向失败的全过程。大收束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图：宋江等众好汉的造反，仅仅像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池塘，溅起一阵涟漪之后，水面复归于平静，一段不长的历史完成了一次循环。因此，与其说宋江受招安就意味着失败是深刻的，倒不如说“四个贼臣，变乱天下”依然如故是深刻的。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居于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总是幻想着有一天英雄侠士们会突然降临在面前，为他们扫荡社会的不平，总是幻想着能有一位“至圣至明”的皇帝，为他们搬掉压在头上的贪官污吏，水浒大收束却给了一个当头棒喝。元明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决不是几个奸臣的问题，封建专制本身就是孳生贪官奸臣的土壤。只要这片土壤存在，“四个贼臣，变乱天下”的局面就不会消失。忠奸的斗争，只是根植于这片土壤之上的斗争。那怕忠暂时取得了胜利，那也只能意味着奸的再生。换句话说，社会控制系统的问题，决不单单是个伦理道德问题;社会的好坏，也决不取决于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品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理道德、个人品质不起丝毫的作用。但是，一个社会的制约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则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民族心理的诸因素。一部《水浒传》既是当时社会制约力量诸因素的反映，同时也是认识这些因素的一个窗口，而大收束则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材料的完整性。

陈忱的《水浒后传》写蔡京、高俅、童贯等一批奸臣都被李应等梁山好汉“扯着耳朵”鸩死，读起来十分畅快;俞万春的《荡寇志》写蔡京、童贯“伏诛”、高俅“发配”，“奸邪尽去”，也很爽利。假如仅从忠奸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小说远不如水浒大收束来得深刻。奸臣被镇压、伏诛，尽管痛快淋漓，实质上是盲目的乐观、自欺的安慰。历代王朝，奸臣伏诛，屡有发生，但是可以说，没有哪一次是忠奸斗争的结果。脱离了复杂的权力之争来考察奸臣伏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徽宗对“四个贼臣，不加其罪”，这是因为他需要依靠这些股肱之臣。送御酒的使臣，显然是被害而死的。使臣一死，便无法勘出“奸弊所由”，但是，假使使臣不死，其结果也至多是“天子大怒，当百官前，责骂高俅、杨戬”，最后仍以“不加其罪”了之。说皇帝昏庸也好，说他圣明也好，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与皇帝是否圣明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作者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写道：“且说宋朝原来从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少，作者朦胧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现象。

水浒大收束以沉痛的笔调，描绘了一组情感深挚的形象。尽管作者的思想水平停留在忠奸之辨上，但是他并没单纯地按照这种观念进行演绎，而是发挥一肚皮宿怨，从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形象思维的能力，空中结撰出这一结局。因此，这一收束既结束了水浒故事，也留下了很宽阔的意蕴空白;既能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沉痛的悲剧力量，享受到悲剧的美感，也能引发人的想象力和思维力，领略那言外之旨，象外之韵。这个大收束是很有艺术魅力的。从宋江全伙受招安以后，迤逦写来，多是一片滚滚的狼烟，隆隆的战鼓。狼烟流散，战鼓声歇，迎来的不是朗朗乾坤，不是霞光万道，而是悲惨世界，是触目惊心的丑恶景象。这就是水浒大收束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