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与明初有水浒戏三十二种，以李逵为主角的就有十三种，其中《李逵负荆》是现传水浒戏里最优秀的作品。它与《水浒传》第73回“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但是，我们把两者仔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水浒传》对李逵负荆故事情节的安排更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对李逵的人物性格刻画更具有典型性。

故事情节是人物性格的载体。只有故事情节具有合理性和真实性，才能使人物性格真实鲜明，具有“活”的艺术生命。

李逵为什么会相信宋江抢了民女?杂剧中的王林说：“俺这里靠着这梁山较近，但是山上头领，都在俺家买酒吃。今日烧的旋锅儿热着，看有什么人来。”正在此时，两个贼汉便假冒宋江、鲁智深来买酒喝。既然梁山头领都是在这个酒店喝酒的常客，王林怎么连宋江、鲁智深这样著名的头领都不认识呢?剧作者以“老汉眼花”为理由，实际上这个理由是搪塞不过去的。当后来宋江、鲁智深来跟王林当面对质时，王林说：“那两个：一个是青眼儿长子，如今这个是黑矮的;那一个是稀头发腊梨，如今这个是剃头发的和尚。”他对真假宋江、鲁智深的外貌特征，不是看得很清楚，说得很具体吗?当初他怎么会以假当真、受骗上当的呢?如果说他根本不认识宋江和鲁智深，那么，这与王林早先说的“山上头领，都在俺家买酒吃”，“老汉在这里，多亏了头领哥哥照顾老汉”，岂不又是自相矛盾的么?李逵尽管莽撞，却并不痴呆，他怎么会毫不觉察这种矛盾而对王林的话一听就信呢?这种故事情节的不合理性，就必然会使人们对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不能不打个问号。

《水浒传》作者便弥补了这个矛盾。把他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梁山脚下转移到“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离荆门镇不远”的刘家庄;不是梁山好汉经常喝酒的酒店，而是在刘太公家里。这样刘太公不认识宋江，两个贼汉冒充宋江抢劫民女，就显得完全可信了。

李逵之所以相信宋江会抢民女，《水浒传》作者还写了李逵的思想认识过程：“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这说明李逵对宋江的怀疑，不只是对他人的话一听就信，还有宋江过去的行为作根据。因此，李逵听说宋江抢了民女，便赶回梁山，要跟宋江拚命。

为什么把宋江提出赌头改由李逵提出?在《李逵负荆》剧本中是由宋江提出赌头的，这就既有损于宋江的形象，又不能充分体现李逵的性格。宋江明知自己未抢民女，却主动提出要与李逵赌头，这岂不是有意要置李逵于死地么?身为领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水浒传》则堵塞了这些有悖于人物性格真实的漏洞。它写李逵一上山，就“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见到宋江，他就“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宋江喝道： ‘你且听我说! 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路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抢得一个妇人，必须只在寨里，你却去我房里搜看。”李逵认为“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那里不藏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提出：“你且不要闹嚷，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翻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翻，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宋江，而是李逵本人先提出：“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个头与你!”这样一改写，既无损于宋江的形象，又把李逵那憨直无私而不惜献身的性格活现出来了。

负荆请罪的办法，在小说中是燕青教给他的。李逵作为一个质朴的“铁牛”性格，他不可能像剧本中所描写的那样，既粗暴莽撞，又满腹经纶，懂得学习廉颇负荆请罪的历史掌故。小说作者还特地写李逵问燕青：“怎地是负荆?”燕青教给他负荆请罪的具体办法后，李逵还说：“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这是一个多么刚直而憨厚、朴实而无私的英雄形象啊!

小说中的李逵这种坦率承认错误，勇于引咎自责的态度，跟他一听说宋江抢了民女就要跟宋江拚命的那种嫉恶如仇，勇于捍卫人民利益的高贵品质，是前呼后应、完全一致的。小说作者写李逵的缺点，不是给这个英雄形象抹黑，相反，他是把李逵内心性格的光彩刻画得更加璀璨夺目，令人感到，他是莽撞，但绝不暴虐，从莽撞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他那颗纯朴、憨厚的赤子之心。

《李逵负荆》杂剧中的李逵性格存在着难以统一的矛盾。即一方面写他为捍卫人民的利益而对宋江铁面无私，另一方面却又写李逵充满着个人患得患失的情绪。他听王林向他诉说贼汉抢了民女，便责怪自己“是非只为多开口”;他犯了错误，一点没有勇于改正错误的气概，却成了怕死的胆小鬼：“敬临山寨，行一步如上吓魂台”。他考虑的不是如何改正错误，而是“我死后，墓顶谁定远乡牌?灵位边谁咒生天界?怎擘划，但得个完全尸首?便是十分来。”这些都反映了市井细民的那种明哲保身、个人患得患失的思想。它跟李逵见义勇为，刚烈豪爽的英雄性格是水火不相容的，叫人看了，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似的感到非常恶心。

《水浒传》中的李逵则没有上述个人患得患失的情绪。他一听说刘太公的女儿被宋江抢去，便毫不犹豫地表示：“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当他一旦获悉：“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便毫无顾忌地“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关胜、林冲等“慌忙拦住，夺了大斧”。当事实一旦证明，是李逵自己弄错了之后，他又是那么胸怀坦荡地承认自己“错做了事”。即使要受到“输了这颗头”的处罚，他也无所畏惧。小说作者不仅在语言、行动上，而且在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上，都把李逵的心灵刻划得如此高尚、纯洁、无私、无畏。

《水浒传》在情节安排上跟《李逵负荆》杂剧有哪些不同呢?《李逵负荆》的故事情节安排，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写了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先写矛盾的发生，宋刚、鲁智恩冒充宋江、鲁智深抢了王林的女儿。然后再写矛盾的发展，李逵来喝酒，听到王林的申诉，便信以为真，立即上山去砍倒杏黄旗，要砍死宋江，双方以头相赌，经过下山当面对质，证明宋江没有抢民女，李逵输了头，负荆请罪。最后矛盾的解决，是李逵以杀死假宋江、假鲁智深来将功补过。

《水浒传》则不是按照上述时间顺序，而是用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如它不先写贼汉抢了民女，而先写李逵投宿刘太公家，“只听得太公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的哭”，使李逵一夜未睡着。经过询问，才获悉原来是刘太公的女儿被宋江抢了。李逵上山砍杏黄旗，向宋江讨还刘太公女儿，宋江不承认，经过与刘太公及庄客们当面对质，证明抢刘太公女儿的确实不是梁山泊上的宋江。李逵负荆请罪，宋江要他捉拿冒充宋江抢夺民女的贼汉，“方才饶你”。一直到李逵捉拿住贼汉之后，我们才知道冒充宋江抢民女的原来是牛头山上的“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名江，一个姓董名海。”这里故事情节的发展，就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到最后，大功告成，方真相大白。

《水浒传》这样结构故事的好处，一是把谜底放在最后，富有吸引力;二是前后勾联，一步紧一步，层层深入，别开生面;三是善于错综变化，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这不仅在艺术上能收到生动有趣，故事性强的效果，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李逵在主观上犯错误的必然性，使作品增添了真实感人的力量和思想教育意义。

当李逵负荆请罪时，小说也不像剧本所描写的那样，宋江坚持要杀李逵的头，李逵说：“罢罢罢，他杀不如自杀，借哥哥剑来，待我自刎而亡。”宋江也果真叫“小偻罗将剑来递与他”。正在李逵将“自刎而亡”的紧急关头，王林冲上来喊：“刀下留人!”李逵的头才幸免落地。剧本在这里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未免把宋江与李逵兄弟的内部矛盾，夸大到了过分的地步。《水浒传》以宋江在回梁山前就对刘太公当面说道：“我与你做主”，为他以后要派李逵等继续替刘太公讨还女儿埋下了伏笔。当李逵负荆请罪时，小说不是写宋江要真的“把刀来割这颗头去”，而是写“当众人都替李逵陪话”时，宋江便主动提出：“若要我饶他，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这等方才饶你。”李逵听了，便高兴得“跳将起来”，欣然从命。宋江又说：“他是两个好汉，又有两副鞍马，你只独自一个，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剧本中是吴学究提出派鲁智深同去)这不仅突出了宋江的领袖风度，对下级既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又热忱爱护，关怀备至，不愧为是个胸怀宽广、英俊睿智的义军领袖形象，而且进一步把李逵和以宋江为首的整个水浒义军竭诚爱民的高贵品质，都刻画得真实可信，深刻感人，具有极为丰富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