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一书，“其至精之义，尤在辨别德器”(刘咸炘《小说裁论》)。作者从不像他抨击的势利之徒那样以身份标价格、分高下，而始终是以人品定贤否的，而且由于他对上流社会失望，又特别注重用贱行中的君子风来侧击、反讽那些“君子”队伍中的贱行，于是有了身为戏子，而品德却是上上人物的鲍文卿。

常言道：大块一戏场，古今一戏局。身为戏子的鲍文卿该如鱼得水、当行擅场了，可他偏偏是个呆子! 他当年的同行、演老生的钱麻子经二十年移风易俗，如今那衣饰、气派俨然翰林、科、道老爷，而且钱麻子自称，眼角里根本不看那些“学里酸子”。志在“凿破浑沌”的张文虎于此处评点道：“今世读书人无异书生戏子” (天一评)，看来至少从吴敬梓到张文虎时期读书人如戏子者正复不少。人们都在如戏场之大块中追求着易位效果，充分表演，以期“各得其所”。鲍文卿即为戏局一角色，自然也得登台演出，但他不是用流行道具，而是用真诚来进入角色，并无怨无悔地演到自己谢幕时。没有那追求易位体验的浪漫、热情，在人都不安其位时，他偏偏守份到底，从一而终，其迂腐简直是不可救药，太“傻冒”了。

他最符合作者心意之处也正在这里，作者偏偏要树立这一形象以呼唤“傻子精神”。“傻子精神”是任何靠道德治天下，重信仰和观念而轻利欲的学派或个人都提倡、推重的。吴敬梓在公心讽世的同时，志在筑构一条道德长堤，以阻遏那弥漫于全社会的“五河县式”的势利风习，骂贪扬廉、斥邪树正、击妄拥诚，原为一体两面，作者也是双管齐下的。这诚、正、廉与那贪、邪、妄相比，便是市侩眼中的呆子标本了。《外史》中，鲍文卿、虞育德都是呆功称绝的典范。

鲍文卿最大的呆气是不贪，这也是他的立身之本。碰着嘴唇的不吃，到手边的不拿，坚守着“须是骨头里挣得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这样一个极朴素又高级也艰难的信念。那两个口口声声叫“鲍太爷”，极尽奉承之能事的书办恳求他在向鼎面前说个情，只要答应去说就“先兑五百两银子”，却热脸贴在凉屁股上，被鲍文卿一番“公门里好修行”的宏论说的“毛骨悚然、一场没趣。”其实何尝不让所有“公门里损阴”的人毛骨悚然?只是有些人早已刀枪不入了。崔按察司让他去向鼎处领取按惯例存放的“正当”的款项，本该是授受两欢喜的事，鲍文卿却坚拒不收，而且那理由也蛮新鲜，硬说那银子是朝廷给老爷的俸银，而自己是贱人，用了朝廷的银子非折杀不可。若是严贡生在旁，肯定会急出眼珠子来，换上权勿用则自有一番“你的就是我的”的高论。向鼎起初对鲍文卿是完全把他当成上司的人，又有恩于己，他给鲍文卿五百两银子只是为了了帐，那时还谈不上“平等”的友情。是鲍文卿的呆气感动了向鼎，遂有了以后一段情缘。鲍文卿公心之呆气，反而变成了情感、利益投资，这对鲍文卿来说是额外收获，他是施恩不望报的，何况，对知县老爷、朝廷命官，他连“施”这个概念也没有，他为向鼎在按察司面前说情，也只是敬重斯文、怜惜名士之意。

无欲则洁，不贪则诚，洁诚至，则其人正矣。所以，鲍文卿虽为向鼎之“帮闲”，却无篾片之惯态与劣迹。他对向鼎是自幼仰慕、亲炙为乐，绝不是为了揩油。《外史》中那些可耻、可笑的人物，总因有一欲念，或贪财慕利、或干求名位，现出种种丑态，而鲍文卿“安贫守分”，毫无邪欲，不求份外“洋财”，更无其他虚荣心，于是，在作者和向鼎眼里，便成了“傻子精神”的表率，用他们的原话来说就是君子之风。

如果说鲍文卿对向鼎的态度还暗中有个“朝廷的规矩”在为纲支目，那他对倪霜峰老人的态度，诚如“天一评”所云：“文卿不可及。” 陌路相逢，真心相待，商量修补乐器的过程，事虽极琐碎，却很动人。鲍文卿绝无居高临下的雇佣观念，更无刻薄心理，是“仁者爱人”古训的最佳例释。酒楼上二人的晤谈，即可视为“读死书”之斯文人的祭文，又是鲍文卿慈心热肠的别传。他对倪老爹是真正的仁至义尽，料理完倪老爹的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一如向鼎哭“老友文卿”! 真有人类皆弟兄之博爱情味。鲍文卿对上不谄、对下不欺，待人至诚，性情醇厚，堪称君子，当得起“义民”。

向鼎给老友文卿题写铭旌时，只是展示着向鼎不俗的情怀，并未说明鲍文卿什么。而当季守备以与梨园同席为非、脸上不觉有些怪物相时，向鼎讲的那一番话却是真可以当作鲍文卿的“墓志铭”的：“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 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鲍文卿刚返南京看见钱麻子那样的屁精戏子与儒生衣着、座次等外观上的倒错时，他好不受用，以为戏子“越位”犯规，其实他的君子之行与那些中了进士的构成另一种颠倒关系：“名儒而实戏也” “名戏而实儒也”(卧评)。“义民”鲍文卿也佐证了杜少卿的判断：那学里的秀才未必好于奴才! 把教养里的词藻当了真的，不是那些腐儒、陋儒、小人儒，以及一些名儒，而是鲍文卿这样的戏子。这极为深邃的讽刺，不是笔墨书写出来的，而是由那个充满“倒挂”、“错位”的世界本身的荒谬性构成的。

鲍文卿的“君子之行”、“平生的好处”，简而言之，即“安位守分”、“仁者爱人”。他以古道热肠待人的仁厚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那洁正不贪的做人原则也是针砭那无耻之徒的药石。但这个形象绝对没有作者期待的那种醒世之晨钟的作用。道德治天下，关键在于自律，那个“无智、无聊、无耻”的“三无世界”的活宝们已无自律之本基，就是神州大地处处都有鲍文卿又有何补益! 全社会的颓风已无情宣告：儒家道德治天下的传统是失效了。可是作者还在鼓吹守分思想，并向往用古礼古乐为“末世之一救”，这就显然是一种真正的呆气了。人们学习“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的鲍文卿不是既便宜了丑类，又方便了昏庸的“牧人”么?作者肯定、表彰鲍文卿恭谨地遵守礼法，从不越奴隶之位的意图，再清楚不过地披露着他那世家公子的遗风，对“朝廷体统”的维护。在全书中，作者一直把“守分”与否，作为划分“贱行”中君子与小人的一条标准。这些都证明着作者尽管已经有了进步的世界观，但还是束身于名教之内。鲍文卿对朝廷体统，吴敬梓对守分观念，都犯的是杜少卿那个“毛病”： “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

我们几乎可以说：鲍文卿是《外史》的一个“全息现象”——从中可以同时看出《外史》为人性立法的优点与缺失。他知人之哲，拒利之洁，是不亚于“名儒”的，而太“卑以自牧” 则真是迂守“戏局”规矩的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