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蜀汉屈指可数的著名战将之一，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刘备取西川，魏延与黄忠同为前部先锋，立下了汗马功劳。诸葛亮南征孟获，魏延与赵云同为大将，总督军马，并任前部先锋，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的战略思想。诸葛亮六出祁山，魏延或为前部先锋，或为前督部，始终处在战争第一线的关键位置。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在部署兵力时，常常把魏延安排在重要岗位，委派他去完成一般将领无力承担的任务。取东川之时，张飞攻张郃不下，刘备派魏延去助战，因为其他将领难以抵抗张郃。街亭之战，诸葛亮本来已派高翔去列柳城驻扎，以救街亭之危。但考虑到“高翔并非张郃对手，必得一员大将，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于是特派魏延前往。在斜谷口，魏延大败曹操，一箭射落曹操两颗门牙;在上方谷，魏延诱敌深入，司马懿父子险些送命;在渭河边，三合斩杀魏军先锋曹遵;在陈仓道，单骑砍死“英雄无敌”的魏将王双。凡此种种，都可证实魏延不愧为蜀汉的一员虎将。

魏延不仅有超过常人的武勇，还有为一般将领所缺少的智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延曾向诸葛亮献策：“夏侯楙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尽管诸葛亮并没接受魏延的建议，但魏延之策并非毫无价值。司马懿便对张郃说过：“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确有一定的战略眼光。

魏延的智勇曾受到刘备的赏识。刘备自领益州牧后，封魏延为扬威将军，与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同列，名在马超之前。刘备进位汉中王还治成都时，选派魏延为汉中太守，总督前线兵马，以抵御北方曹魏的威胁。据史书记载，当时舆论都以为如此重任非张飞莫当，张飞也自以为属己，但刘备却挑选了魏延，使全军皆惊。《三国演义》虽没采用这一情节突出魏延，却如实反映了刘备信任魏延委以重任的基本史实。后来刘备为报关羽之仇，领兵伐吴，仍然把守卫汉中抵抗魏军的重任交给魏延，只增派马超和马岱予以协助。诸葛亮也同样承认魏延的智勇，并注意发挥他的作用。无论是南征孟获，还是北伐曹魏，诸葛亮都把魏延作为蜀方主将使用。一次，诸葛亮准备伏击司马懿，便在祁山寨中召集诸将商量：“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说完，“以目视魏延”。虽然由于魏延没有请战而改派了别将，但在诸葛亮心目中，魏延的智勇无疑是超过诸将的(当时蜀方五虎大将均已去世)。

然而，这个智勇双全的人物，并没有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蜀汉的强盛作出更大的贡献，却因反叛而伏诛，玷污了自己的声誉。魏延的一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魏延的悲剧结局，既有外部原因，即魏延生活环境的影响，也有内部原因，即魏延自己的性格缺陷。就外因而言，主要是没有取得诸葛亮的信任。在以等级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下，不能取得上级信任也就表明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其败亡迟早总会发生。就内因而言，主要是他缺少忠诚和过于自信。缺少忠诚就不能取信于人，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过于自信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对待别人，容易激化与他人的矛盾。当然，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魏延的悲剧主要应由他本人负责。

魏延本是义阳人，在本郡襄阳危难之时，他发动叛乱砍死襄阳城守门将士，开门迎接刘备，但刘备不愿入城。后来因追赶刘备不及，魏延只得投奔长沙太守韩玄。在关羽攻打长沙时，他又杀死韩玄，引百姓出城投拜关羽。魏延的这些表现，都可谓不忠不义。所以当关羽引魏延来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对于有功于刘备集团的魏延不仅不予嘉奖，反而喝令刀斧手推下斩首。在诸葛亮看来：“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诸葛亮确认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说，魏延从投入刘备集团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诸葛亮的怀疑。这种怀疑的产生，魏延自己应负主要责任。

当然，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良将择主而事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蜀方将领中大多数是抛弃旧主投奔而来的，诸葛亮对他们也大都以礼相待，何以独对魏延心存芥蒂，不予信任呢?究其原因，主要出自魏延的性格。魏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不听指挥，常怀怨望，这便迫使诸葛亮不得不对他时时提防，而其他将领也因此与他隔膜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功劳越高，人们对他的怀疑也就越大，他给自己挖掘的坟墓也就越深。魏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自己的性格所趋使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魏延虽然颇有智谋，但自以为是使他常犯错误。取西川攻雒城时，他为了与黄忠争功，违反军师庞统要他攻打邓贤寨的军令，自作主张先打本由黄忠负责的冷苞寨，结果大败，险些丧命。诸葛亮出师北伐，魏延提出的经子午谷偷袭长安的建议未被采纳，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后来在进军祁山途中怂恿陈式违背诸葛亮指令冒险进入箕谷，损失数千人马。诸葛亮虽因北伐需借其勇而没有杀他，但却进一步加深了对“魏延素有反相，……久后必生患害”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对朝廷大臣和蜀方高级将领产生影响。正因为魏延“恃功务高”，不肯下人，连对诸葛亮也有几分不服，所以诸葛亮逝世后，他不能接受长史杨仪的指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杨仪利用诸葛亮的影响和已经形成的舆论力量来铲除魏延，自然顺理成章。当尚书费祎到魏延寨中传达杨仪退军命令并要魏延断后，魏延毫不掩饰自己对诸葛亮的抱怨和对杨仪的蔑视。他说：“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杨仪不过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又说：“丞相当时若依我计，取长安久矣! 吾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安肯与长史断后!”在诸葛亮逝世国内局势未稳的情况下，坚持继续北伐显然是不明智的，以职位之高而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更是极大的错误。魏延的如此表现是他的性格的逻辑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为诸葛亮所料定，也为朝廷大臣们所料定。所以在魏延与杨仪分别上表攻击对方反叛时，朝廷无人替魏延讲话。不仅吴太后不相信魏延的表奏，蒋琬、董允等大臣也都一致认为反叛者只能是魏延而不会是杨仪，蒋琬甚至说：“臣愿将全家良贱保杨仪不反，实不敢保魏延。”而在魏延身边，诸葛亮早已埋下了马岱这颗定时炸弹。种种迹象表明，不管魏延是否真想谋反，他的谋反已经“命中注定”。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是啊，如果魏延不反，诸葛亮去世以后，谁又能够驾驭魏延呢?这样看来，魏延的灭亡就不完全是咎由自取，而是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了。

平心而论，魏延并没真想反叛蜀汉，主要是不服杨仪统辖，他没有带领部队投奔司马懿而是上表朝廷攻击杨仪，便很能说明问题。而杨仪“禀性过急，不能容物”，也是加深与魏延矛盾的重要原因。杨仪后来因怨望朝廷被贬为庶民而羞惭自刎，为我们认识杨、魏矛盾提供了一种参照。然而，无论魏延有何种理由，在诸葛亮逝世后迫切需要上下一心团结对敌以稳定蜀汉政权的形势下，魏延公然制造分裂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他的被杀也是罪有应得。不过，魏延的悲剧又暴露出封建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端。由于决策的不民主，由于接班人的选拔取决于长官意志，而缺少必要的选拔制度和群众监督，由于个人升陟降黜没有公开和平等的原则做保证，这样就把本来可以通过正当程序解决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从而加深了内在危机。蜀汉通过斩杀魏延解决了自己的一次政治危机，但它是通过削弱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这是多么沉痛的历史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