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虚构一个罗曼谛克的离奇曲折的故事，这在艺术家并不是难事。要使这个显然是虚构的故事在读者的印象中产生真实感，觉得它可信，并非作者信口编造，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熔铸物象的诗才了。如果进一步，不仅使虚构的故事造成真实的幻觉，还通过所描绘的事件唤起读者去玩味某种人生意义，这就标志作家的艺术思维具备了不同凡响的品格。

然而，作品中的值得玩味的人生意义必须蕴藏在艺术和谐中，蕴藏在构成情节的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的和谐中，因而其基础乃是富有特征的人物性格。……但是，让我们撇开抽象的议论，来直接接触作品吧!

这回我们谈的是《聊斋志异》 中的佳篇《阿绣》。这个故事是十分奇幻的，或者说是荒诞的，这原是《聊斋志异》大多数作品的基本风格。可是，在蒲松龄所虚构的世界里，事物是合乎它自己的逻辑的。如果仅仅如此，只要求把圈圈画圆，那就随便哪一个稍微有点手腕的神怪小说作者都能办到。可是读者读后，只是觉得故事怪诞奇幻罢了。读者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要小说的事件使他们产生共鸣，必须使他们在小说中体尝到一些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味。这就要求那荒诞的超人间的人物具有人类社会的感情，他们的爱憎，他们的追求必须具有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性格。对于一个忠实于现实的艺术家说来，人物的性格要既符合客观法则的必然，又具有独特的、显然不会和旁人混同的品质。这种独特的品质正是作者所要强调而在它身上寄以人生评价的所在。这种人物既像现实社会中的人那样充满矛盾，又具有作家通过从生活中的选炼所赋予他们的某种压倒各种矛盾的生活目标。这种生活目标，正是作家所提供给作品的人生意义。

作家在作品中所要表述的观念，是必须借人物的关系阐发出来的。在《阿绣》这篇小说里，作者主要写了三个人物： 刘子固、阿绣和狐女。狐女是小说的主角，既是贯联情节、决定一对青年情侣命运的人，也是作家借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念的人物。她为了追求她所歆慕的美——当然，这里只说是外表的美，那不关紧要，说是内心的美、灵魂的美都可以，这里具有象征的性质——隔世而尚生死以之地不忘她的追求，她的竞争。一个年轻的有血有肉的女性，难道她不需要爱情吗?她愿意把一个男人奉献给另一个女子，她的竞争的对象。而且她的第一回诱使刘子固向她致爱，压根儿也是为了考验自己的美的完成的程度：“妾虽非阿绣，颇自谓不亚”，这是她求爱和被爱的追求之所在。在一般情况下，在人生的青年时代，爱情的欲求是非常强烈的。在家族制度进入文明期后，情爱是强烈排他性的感情，妒忌可以毁灭对方，乃至毁灭自己。只有把生命投入更高的追求才能扑熄妒火。通常，克服炽烈的爱情的道路不外乎两端：一是寄托在更崇高的人生理想上;一是为了所爱者的幸福而牺牲自己，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爱情。狐女之把所爱者奉献给她的竞争者，一方面固然由于“感汝二人诚”，即被刘子固的寤寐思服的痴情所打动，觉得成全他们乃是合于道德的;但主要的却是为了追求美的完成，那隔世不忘的竞争。前面说过，这美虽指外表的美，却具有象征意义，说它是崇高的人性亦无不可。而从狐女所表现的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品德来看，无宁说这美更属于内在的、心灵的美的性质。

但作家所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有血肉、需要情爱的年轻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单纯地执着某种追求的、禁欲主义的理念的化身，一个作家的观念的传声筒;因此，她对刘子固也是“宛转万态，款接之欢，不可言喻”的，在刘子固和阿绣结合之后，仍然不免要来和她的所爱者“合扉相狎”，“值阿绣归宁，来常数日住”的。作家虽然没有作文笔不干净的渲染——这种节制正是蒲松龄的艺术的可贵品质——，但是对狐女的倾心于刘子固，已经有了丰富的暗示。重心在于，在狐女，爱情不是她唯一的、更不是最高的追求。这遂使，由于主角的品格的缘故，这个爱情故事具有了爱情所不能范围的更重要的意义，一种对意志战胜情欲的献身精神的歌颂，一种高尚的人生哲理的揭橥。

为了超越爱情，作家必须着意刻画爱情。蒲松龄把少年刘子固对杂货店中女郎阿秀的痴情，写得如此动人，这种一往情深的男子几乎要惹动每一个求偶的女子的羡慕。虽然，这段情节取材于旧题宋刘义庆撰《幽明录》中的《贾粉儿》(或本题作《胡粉女》)，可是比起《贾粉儿》的粗简的描写来，蒲松龄的细腻入神的刻画完全是独创的形象了。刘子固为了要亲近阿绣，不断到杂货铺去买他所用不着的东西; 为了保持阿绣用纸包好以舌舐粘封的货品的原样，拿回来动也不敢动地什袭珍藏，一直到经过一番悲欢离合，两人结婚以后，才发现当年阿绣为了嬉弄这痴情儿用红土充当盒粉卖给他的秘密。这在人生中是不足道的琐事，在爱情中却是使当事者铭心镂骨、永远提供甜蜜的回忆的情景。蒲松龄在生活中捕捉了这些细小的然而最能拨动心弦的现象，诗意地刻画了这对小儿女的爱情。

狐女对刘子固的这种刻骨的相思，不但事先知道，而且在充代阿绣和他初接之夕亲切地体验了它。她比阿绣先赢得爱情，但她是由欺骗获得的。其所以是欺骗，并非因为她不是阿绣而假充阿绣，乃是因为她以有缺陷的美假充完善的美。这是富有诗意的象征，也许是艺术家所不自期而达到的诗意的象征。因为如此，狐女的悲哀不是由于她失去了刘子固; 没有刘子固的爱，自然肯定是憾事，但在她倒是次要的了。悲哀的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灵的美，生死以之地追求了两辈子，比起阿绣来，她依然留有缺陷。这使她羞见她的竞争者。“索镜自照，赧然趋出”的懊丧欲绝，更甚于爱情的丧失。然而，正是在这一懊丧里，一个美丽的灵魂戴着光圈耸立在读者的视野之前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比阿绣的外表美更动人的心灵美。

为自己所爱者的爱情所感动，曲意成全他，把他交给自己的竞争者，并自愧不如而羞于自现。施予而无德色，乃至不自居德。正如西哲所说：“美人唯有不自知其美为最美。”这对于内在的、心灵的美说来，也是一样。狐女正是以不自知其美而将美的极致投给了世界。

在小说《阿绣》里，人们看出了作家对爱情的歌颂，对婚姻自由的肯定。这在蒲松龄所处的封建礼法如此森严的时代，已经是了不起的了，可是蒲松龄的艺术思维，还要比歌赞爱情、肯定自主婚姻深刻得多。他描绘着爱情，却把光度集中在一个维护爱情并使自己的美德比爱情更值得赞赏的人物身上。相形之下，爱情变成了背景，烘托出了一个比情人们境界更高的优美的灵魂;相形之下，读者与其为爱情所感动，无宁更为另一种超乎爱情的美德所感动; 相形之下，赢得爱情的胜利，转不如执拗地执着某种追求为难能了。

蒲松龄从其艺术方法的基本倾向来说是现实主义的，当然不是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种匍匐于现实之上的“现实主义”。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用谈狐说鬼等超人间故事的着色，给现实主义涂上一层罗曼谛克的釉彩。釉彩不是胚胎，应该和那种骨子里属于浪漫主义倾向的艺术有所区别。由于现实主义内涵的丰富性——正如客观现实的丰富性一样，它所呈现出来的各个侧面，往往含有别种创作方法所能含有的表现特征。这篇《阿绣》，就它的一个侧面，就它所暗示的人生意义来说，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当然，它不是为象征而象征。现实生活的运动到处有象征的光彩，象征主义只能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那个侧面;现实主义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再现了客观运动复杂、丰富的内容以后，象征意义自然地收摄在艺术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