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婚姻制度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社会制度决定着爱情和婚姻的方式，任何社会中，当事的男女不得不在社会所规定的模式里，在习俗所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婚姻关系。是否有择偶的自由，择偶是否以爱情为主要条件，有情人是否能终成眷属抑或导致爱情悲剧，这一系列现象都必然反映出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爱情和婚姻事件里能辐射出深广的生活内涵，透露出决定人的性格的时代、环境和历史的显明或潜在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所说的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才有它的道理。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大多数的婚姻当事者并无择偶的自由，一对男女被糊里糊涂地拴到了法定的夫妻名份里，婚礼已成之后才发现对方是何等样人。即使命运好，成一对佳偶，爱情的萌生也是在婚姻既成事实之后。这种爱情和婚姻逆向出现的佳偶当然不多，所以只好归之于命运，称曰“佳偶天成”或“天作之合”，绝大多数的怨偶只有听天由命，一辈子守着无爱情的婚姻。男子还有条件从纳妾、嫖娼取得额外的情欲补偿而不很受到礼法和舆论的制约，女性则只有以她们的悲剧命运承受着罪恶制度对她们的摧残，这种灭绝人性的悲剧一代又一代地上演了几千年。

在文学上，更为不幸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悲剧气质，揭露并控诉这种罪恶制度的作品不多，只有从《孔雀东南飞》到《红楼梦》等有限的几种。多的却是郎才女貌、虽经曲折但终于大团圆的故事。于是那少数较为真实地控诉罪恶制度剥夺人们爱情的作品便弥足珍视了。

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不少喜剧故事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生活过程的描绘，也常常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真相，与悲剧故事之控诉黑暗现实具有同样的意义。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结局皆大欢喜，男主角身上固然不具有丝毫的悲剧影子，婚姻的另一当事人——新娘高秋芳的命运甚至不在作者关注的范围之内。这对佳偶真是道道地地的“天作之合”，七凑八凑凑成了一段美满姻缘：

苏州太湖中西山的富商高赞有一个才貌出众的女儿高秋芳，老头决心要觅一位才貌出众的士子为婿，并且要亲自相中才许婚。有钱而貌丑的蠢才颜俊垂涎于这个美女，硬要托媒说亲，高家咬定了要新郎上门相亲，而此公的尊容是见不得人的，于是央请表弟钱青冒名代庖。钱青是个穷书生，生活仰仗这位丑表兄，明知这事干不得，但寄人篱下，又碍于情面，只得去冒充一下。不料高老头一看就中，面试以后，对他的才学也十分满意，亲就定了局，约定十二月成婚。到了喜期，高家一定要新郎上门亲迎，颜俊无奈，只好又请钱青再代一次——反正同在苏州，一湖之隔，当天新娘一进城，享用的总归是他。钱青无法，只得再次应承。不料天气骤变，大风大雪封了湖，当天回不得城，喜期又是选定的，不能错过。在乡邻的建议下，钱青就被迫以假新郎的身份进入洞房。连过三夜，男的秋毫无犯。第四日，迎亲的一回城，颜俊那肯罢休，便与钱青厮打起来，迎亲的和送亲的也一起卷入，惊动了本县大尹，带到衙门，问清情由，判定钱青、高秋芳为合法夫妻，喜剧圆满结束。

结局是大快人心的，钱青和高秋芳郎才女貌成为佳偶。光有几个臭钱而才貌俱劣的颜俊丢乖出丑，花钱费力，赔了夫人又折兵。假使这样的人和高秋芳相配当然是天大憾事。但是，这美满婚姻的背后，岂不是如影随形地紧紧伏着抱恨终天的悲剧的阴影么?试掩卷设想：如果不是高老头脾气特别，一定要新女婿上门迎亲;如果不是陡然而来的一天风雪，误了行期，如果不是乡邻们出了在女宅合卺以免错过吉日良辰的主意; 如果不是这些七凑八凑的偶然因素救了命……那么，钱青倒无非是失去了高秋芳这样的佳人，或许还有机会另觅良缘;这位可怜的新娘就只有乖乖落到丑八怪颜俊的手里。那样，就得用另一篇小说来写高秋芳的不幸命运了。

人世间偶然性有时确会改变事态的演进和结果，小说中生活的逻辑性便在这里。然而，必然和常规究竟在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没有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权的女子，十有八九是要落入悲惨境 地的。女子如果不处于任人摆布、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主动权的可怜地位，爱情和婚姻如果由当事者本人，而不是由父母、媒妁和其他的社会力量所支配的话，这个喜剧就不可能发生。同样，在那个社会中，更多地发生的这一类悲剧，也就失去了根据。悲剧和喜剧产生于同一个根源，同样昭示着封建礼教制度的不合理性。

别林斯基有过这样的见解：喜剧，有时需要比欣赏悲剧更高、更精致的审美能力，才能把握它的内涵，才能尝出它笑里面的眼泪的酸味。

小说对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描绘是相当真实的。钱青两次都不愿去担任这个尴尬的假女婿的角色，但他处于受人周济的地位又不能不做这于“行止有亏”的冒名顶替者。尤辰也是因为对于颜俊的经济上的依赖，才被逼着去做这明知没有希望的媒人，而他说媒时的那顿天花乱坠的吹嘘，也正是旧社会媒人有普遍意义的谎言。要在生活中扮演这样的角色，承担这样一种社会功能，是非这样不可的。颜俊这样一种没有自知之明、不自知丑陋——形貌、才学和品行上的——反以为并不比旁人差的可笑性格，也颇有代表性。但这种自我陶醉毕竟是一种外强中干的自欺，这样，他才无可奈何地要一个代庖者。他所有恃无恐的无非是他的财富。他的鄙陋，他的一厢情愿，他的侥幸行险，以及最后暴发出来的粗野，也正和他的社会地位相称。小说的情节是离奇的，很大程度依赖于巧合，但因为人物相当站得住，艺术效果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害。

本篇被收入《醒世恒言》，作者无法确定。但集中另有一篇，在题目的对仗上、内容的近似上却显出是编者冯梦龙有意配对的小说，题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小说也写将错就错的几桩美满婚姻，这位太守和这篇的成人之美的大尹，也都是知情识趣的人物，属于同一类型。两篇的文风也很接近，可断定是出于同一作者的手笔。作者如果不是冯梦龙自己，至少是经他在编纂过程中大大润色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