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石点头》中一篇颇具特色的小说，本事见于《粤西丛载》卷17《广西莫举人》条所引的《谈林》，冯梦龙又将此故事收入他的《情史》卷3，题为《莫举人》。

这篇小说在《石点头》中独具一格，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般说来，《石点头》中小说的主人公往往体现了作家的道德理想，成为某种观念的化身，缺少生活的真实感。但本篇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却不是这种类型，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爱情，居然不顾世俗的礼法而私奔，可谓胆大妄为的举动。《石点头》中其他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在道德律令的指挥下行事，他们的行为基础不是情感，而是礼法。而本篇的男主人公莫谁何却是一个率性而行的风流公子，作者没有给他罩上神圣的光环，也没有刻意贬抑，他只是一个追欢逐笑的普通人。莫谁何原是个世家子弟，十来岁就谙熟男女情事，日后竟养成一种轻薄放荡的习性，一旦在琼花观中看到紫英小姐，便心醉神迷，向她步步进逼，这种求爱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这位多情公子几乎是用死乞白赖的手段叩开爱情的门扉。起初，我们会觉得这也许是他的又一次风流韵事，逢场作戏之后也就情随事迁了。不料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愈来愈觉得他认真起来了。他与紫英小姐跨出私奔这决定性的一步，说明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莫谁何也不再把紫英仅作为猎艳的对象，而是把她视为白头偕老的伴侣。果然，“莫谁何自得紫英之后，尽收拾起胡行乱走，只在六尺地上，寻自家家里雄雌”。当他再次上京赴考时，紫英嘱他：“此番上京，定过扬州，再不要到琼花观中担阁。”莲房道：“琼花观中倒不妨担阁，只不要到董仲舒读书台石莲盆中洗手。”她们二人的戏言“却提醒了他二年前无赖事情，冷汗直流，默然无以为对”，最后表示：“儿女情事，我已灰心懒意了。”中进士、任县令之后，一发收拾起风流心性，“从此改邪归正，功名上十分正气，风月场尽都冷冷淡淡”。小说这样的描写是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当初他对紫英一见倾心，猛追不舍，是出于什么动机?作品未作明确的交代，这正是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们不要忽略这之前有这样一层交代：莫谁何在家中已与一王姓富户的女儿定亲，他的父母双双病故后，有个族叔主张乘凶婚配，谁知此女忽得暴疾而亡，“莫谁何初闻凶信，十分烦恼，及往送殓，见妻子形容丑陋，转以为侥幸。自此执意要亲知灼见，择个美妻为配。”据此可知，莫谁何已绝意于传统的婚姻方式，决心要自择佳偶，因而他在琼花观中的行为更多地是一种蓄谋已久的求爱举动。这一情节处理和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俗套相比，确实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小说对紫英小姐的父亲斯员外的描写也没有落入俗套。这位员外郎复姓偰斯，祖上原是色目人，后以斯为姓。他性格倔强，与世不合，罢官在家。做官时，两袖清风，宦囊甚薄;退居在家后，更是门庭冷落，几个能干的家人都受不了如此清苦的生活而另择高枝去了。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执拗端方、洁身自好的人物形象。及至后来女婿高中进士，做了地方的父母官，要认他这位丈人，女儿也跪拜于地时，他竟勃然大怒，最后又责成莫谁何不要泄漏真情，玷辱门风，“从此死生无期，切勿相见”，“把一个无天无地的莫谁何骂得口不啧声”，言罢拂衣而去。斯员外态度之决绝、性格之倔强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长辈大相径庭，那些小说中的父母虽然也认为儿女私情不合礼法，但只要男的榜上有名，女的五花诰封，以前的“失德”就可以一笔勾销，夫荣妻贵反而是莫大的体面。斯员外与女儿、女婿的决绝与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出的执拗性格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不可更改的最高指令。在他看来，结局再圆满也不能证明私情的任何正当性，他宁可失去亲情也不能对私情作丝毫的让步。这个人物形象不失为意识形态强硬派的一种典型，在同类作品中独树一帜，给人以新颖之感。

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色是，作品形象体系与作家的道德说教凿枘不合，形成明显的矛盾。作者在开头的入话中大发议论：“奉劝世人收拾春心，莫去闲行浪走，坏他人的闺门，损自己的阴骘。”作者从闭户不纳寡妇的鲁男子，讲到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再说到历史上淫奔苟合之事多是女子主动，如卓文君之于司马相如，贾充之女之于韩寿等等，最后又归结到男子色胆包天。小说结尾，在莫谁何改邪归正、功名蒸蒸日上、家庭一帆风顺之时，特意安排他迷躁狂乱，死于非命，又编造出因果报应的神话，造作的痕迹太重，实为整篇作品的蛇足。作者如此安排的目的无非在于说明，他们的私情结合是不可取的，必定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故曲终奏雅，以示惩诫。殊不知，作品对主人公爱情生活的描写正与这些说教格格不入。虽说莫谁何的追求方式有点死乞白赖，缺少文雅蕴藉，但为了实现自由选择的愿望，获得意中人，他只能出此下策。社会没有为他提供自由选择的可能，前此的订亲已令他十分扫兴，他不愿再重蹈覆辙，因而做出这样大胆的举动。即使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婚姻的满足使他收束心猿意马，接踵而来的是功名的成就，仕途的亨通，家运的重振，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相反，人们对结尾的“泰极否来”则很难接受。从作品的形象描写来看，作者显然对男女主人公抱着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以其结合的幸福肯定了这种私情的正当合理，表现出对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某种背离。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又使他从理性上对这种爱情方式持某种程度的批评态度，因而以道德说教来冲淡一些反传统的色彩，为作品争得某种合法性。要之，在晚明思想界新旧杂陈的背景下，作者的思想也必然是矛盾重重的，本篇的这种矛盾也可视为作家世界观新旧交融的反映。

从情节安排上来看，作者精心描绘的是琼花观求爱一段。作者将莫谁何、紫英、莲房安排在一个场景中，展开其间的矛盾纠葛，运用语言、动作渲染气氛，将矛盾的产生、发展及解决写得波澜起伏，丝丝入扣。其描写之精细，效果之强烈，场面之活跃，简直就是一场生动的戏剧表演，时间、地点、人物的活动完全符合戏剧的 “三一律”。其中人物的对话尤占显著的地位，极好地发挥了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而细节的设置更是情节进展的契机。如在董仲舒读书台上，由莲房净手引出白绸纤巾拭手，莫谁何也如法炮制，到莲花石盆中去净手，完了揭起长衫的前幅来拭手。紫英小姐因素尚俭约，觉得新衣拭手甚为可惜，就叫莲房将汗巾借给莫谁何。谁知他错认小姐有意，就将一锭银子硬塞在莲房袖中，小姐拒收银子，莫谁何就顶住园门，定要与小姐见面。慌乱之际，小姐又将一红罗帕送给他，权当开门钱。他得此二物，大壮其胆，以此要挟，务求一见。送汗巾与送罗帕都是情节进展中不可或缺的细节。在这场神经战中，男女双方言来语去，你攻我守，莲房则从中传话，上窜下跳，煞是好看。

要之，这篇小说虽不能摆脱道德说教与因果报应的俗套，但它以独特的人物与情节表现出一种开明通达的思想，描写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仅是《石点头》中的一篇佳作，就是在明末拟话本中也可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