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唯一能与诸葛亮抗衡并阻止诸葛亮北伐的人物是司马懿。

在与诸葛亮对垒之前，司马懿已多次显露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惊人的战略胆识。当曹操平定汉中之后，当时任主簿的司马懿曾劝曹操乘胜夺取益州。尽管这一建议没被曹操采纳，但在“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的情况下，乘胜取西川无疑是最好的时机。事实证明，等到刘备政权巩固、蜀民安定下来之后，曹操再想攻取益州，已经是“难于上青天”了。在与蜀、吴的关系中，司马懿是极力主张联吴抗蜀的代表人物，他曾几次劝说曹操利用吴、蜀矛盾打击蜀汉，深得曹操赞许。在关羽力拔襄阳、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之后，曹操因许昌地近襄樊而打算迁都，司马懿极力劝阻，并建议曹操“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结果不仅关羽被东吴所杀，樊城之危顿解，而且使曹魏政权得以巩固，基本国力得到加强。

当然，真正全面表现司马懿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还是在与诸葛亮的斗智中。尽管《三国演义》描写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常常处于劣势，如渭滨斗阵受辱，上方谷父子被困，受巾帼素衣而不敢出战，见诸葛亮偶像吓得奔走五十余里而问部将“我有头否”，等等。连曹营大将郭淮、孙礼等人也公开议论“孔明胜仲达多矣”，可见司马懿确实不如诸葛亮。然而，我们并不感到司马懿庸碌无能，却仍然佩服他的智慧谋略。这是因为，《三国演义》将诸葛亮充分理想化了，在智胜天下无敌手的诸葛亮面前，司马懿毕竟是可以与之抗衡的唯一对手，这自然提高了司马懿的地位和威望，即使败在诸葛亮之手，也并不损害他的基本形象。

作为与诸葛亮对垒的曹营统帅，前有夏侯楙不堪一击而被擒，后有曹真屡受挫败而气病，司马懿却独能有效地抵御诸葛亮的进攻，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他刮目相看，承认他具有不同凡响的杰出才干。更何况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并不全是失败的纪录：取街亭切断蜀兵粮道，迫使诸葛亮退兵，守箕谷阻止蜀兵偷袭，几乎全歼陈式一军;施反间之计让后主召回诸葛亮，瓦解蜀军的凌厉攻势;识破诸葛亮虚攻北原暗取渭南的阴谋而伏击蜀兵，使蜀兵损失惨重，令诸葛亮“心中忧闷”;如此等等，均可证明司马懿之才实可与诸葛亮相颉颃。至于司马懿常常以守为攻，被人讥为“畏蜀如虎”，这并不能说明司马懿怯懦胆小，反而证明司马懿确有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和因事制宜的战术方针。正如毛宗岗指出的那样：“孔明利在战，司马懿利在不战。夏侯楙、曹真皆以战而败，司马懿则欲以不战而胜。其守郿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后，而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于是乎可以不战矣。”司马懿正是靠对敌我形势的科学分析，以不战而胜诸葛亮。

司马懿采用不战而胜的策略，除了基于他对蜀兵远征、运粮不便，因而利于速战的正确认识外，还表现了他服善膺能，明己知人的良好品质。当郭淮、孙礼按照司马懿安排从小路救武都、阴平而遭诸葛亮围歼损失惨重回报司马懿时，司马懿说：“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当诸葛亮因病退军五日后司马懿方才得知消息时，司马懿感叹说：“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吾不能及也!”作者虽然意在突出诸葛亮之智，但也反映出司马懿之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军事统帅能够这样冷静地认识自己，这样实事求是地评价对手，便为他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就避免了部队行动的盲目性。这样的统帅领导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敌军彻底摧毁的。司马懿越是坚决贯彻不战而胜的战略方针，诸葛亮的战术优势就越难以得到发挥。诸葛亮在司马懿坚守不出的情况下终于无计可施，只得喟然长叹： “彼深知我也!”

一个人最困难的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一个部队也是如此。司马懿要贯彻不战而胜的原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蜀军的挑战自然会激起魏军的应战情绪，魏军将领希望战斗立功也会给司马懿增加压力，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做好安定内部的工作，在群情激愤难以平抑之时他还得借助皇帝的圣谕来压制将士的请战要求。最难能可贵的，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忍辱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巾帼素衣而拒绝出战，挫败了诸葛亮急于求战的计谋。这不是怯懦，而是苏轼所讲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反映出一个主帅的惊人的理智和广阔的胸襟。司马懿的坚韧毅力和顽强性格也从这里得到生动的显现。

司马懿的智慧谋略和军事指挥才能不仅表现在与诸葛亮的反复较量中，而且通过克日擒孟达、千里平辽东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然而，阅读《三国演义》，我们总感觉到司马懿远不如诸葛亮的形象高大完美。其中原因，除了二人智谋方面确有差距之外，更重要的是司马懿在道德人格方面不如诸葛亮。

司马懿有大功于曹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曹魏统治者对司马懿恩渥隆裕，也极少有人可与比并。曹操死时，司马懿与曹洪、陈群、贾诩等同为顾命大臣。曹丕死前，召司马懿与曹真、陈群三人入寝宫，命他们三人辅佐曹睿。曹睿病危，令使臣持节诏司马懿还朝，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且如此，何况大国乎?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并要司马懿携曹芳近前，曹芳紧抱司马懿脖颈不放。曹睿托孤之情不谓不真，司马懿所居职位不谓不高，然而，司马懿并没有像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样尽心竭力，毫无私心杂念，而是培植个人势力，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安插在执掌朝廷大权的重要位置上，以致后来演出了一场与曹氏逼宫相类的丑剧。尽管司马懿本人没有亲身参加篡夺政权的行动，但政变的根子却正是在他身上。司马懿临死前，曾说过“人皆疑吾有异志”的话，而他却并没有在生前通过真诚而有效的努力来解除人们的怀疑，这便足以证明人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他的不臣之心则是蓄谋已久，他的儿子们只不过继承了他的遗志而已。司马懿与诸葛亮的道德人格的巨大差距也就在这里充分地显示出来。《三国演义》正是通过与诸葛亮的强烈对比，深入刻划了司马懿的典型性格，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