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段故事见于《西游记》第78回至第79回。

正如作者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所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西游记》作为一部“极幻极真”、“幻中见真”的神魔小说，“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特别是通过九个人间国度，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明中叶后社会的若干历史面貌。这段故事所表现的比丘国，就是这九个人间国度中颇为典型的一个，寄寓着作者对嘉靖年间明世宗时代某些腐败、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揭露和批判。

比丘国王如同车迟国王、灭法国王一样，堪称昏君的艺术典型，其昏乱程度甚至比其他昏君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比丘国王身上一定程度折射出明世宗朱厚熜的某些影子; 作者正是通过对比丘国王昏乱形象的讽刺揶揄，巧妙地影射、揭露和批判了明世宗的种种丑恶行径。

好色纵欲是比丘国王的昏乱表现之一。他一向沉湎声色，既有“三宫娘娘”，又有“六院妃子”，但仍不满足，当妖道进献“形容娇俊、貌若观音”的妙龄美女，他更是“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不分昼夜，贪欢不已”，直弄得“精神瘦倦，身体尪赢，饮食少进，命在须臾”。色欲无度，一至如此。

明世宗的好色纵欲与比丘国王有异曲同工之妙，嘉靖十八年九月，世宗谕臣欲退居后宫“静摄”，表面上是为了专意清心寡欲，实际上恰恰相反，如太仆卿杨最所直言揭发，是为了专心致志饵“金丹”(即方士所献房中秘方)，壮“元阳”，纵“声色”之欲而已。据清初傅维鳞《明书》第21卷所列，世宗经常幸御的后妃嫔至少有三十二人，为明各帝之冠。在“内摄”的幕布后，明世宗过的是如此荒淫无耻的纵欲生活。

佞道灭佛是比丘国王的又一昏乱表现。他崇奉道教，迷信道术，重用道士。那白鹿化成的老道被他诰封为国丈，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听到国丈爷爷上殿，国王在病中也赶紧“扶着近侍小宦，挣下龙床，躬身迎接”;国丈傲慢无礼，“昂昂烈烈，径到殿上”，他竟欠身道：“国丈仙踪，今喜早降。”并“就请左手绣墩上坐”，其卑恭屈膝，大失帝王身份。国丈进献“延寿秘方”，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子，他居然言听计从，去干这极端“无道之事”。国王一方面佞道，一方面又灭佛，听信国丈之言，要取唐僧心肝做药引子，以保“万年之寿”，杀了唐僧不就意味着灭僧吗?

明世宗的佞道灭佛也与比丘国王如出一辙。他崇信道教，极好道术，常年不朝，却在皇宫西苑设坛建醮、修道祷天，还自号什么“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特别是他任用道士做大官，宠信无比。封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更是位极人臣，还一人兼领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之衔，“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道士弄权，炙手可热。世宗的灭佛“政迹”亦毫不逊色。据史载，世宗前从太祖到武宗的十世，佛教及其僧徒均受尊重;但世宗即位后，却大肆毁佛弃僧，嘉靖十五年，除禁中佛殿，并毁佛像、佛骨、佛牙诸物。

以上无论是从细节的密合(如“同坐绣墩”之与请“绣墩上坐”)，或者是内涵的相通(如毁佛弃僧之与吃唐僧肉灭佛)，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世宗与比丘国王在好色纵欲和佞道灭佛，特别是后者的昏乱表现上何其相似乃尔。此外，还可以提供两个旁证：本篇中曾有两处写到，锦衣官到馆驿捉拿唐僧，以及“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这里的“锦衣官”为明朝官制，“谨身殿”，则为明代宫殿，两处似不经心的“闲笔”，显而易见地点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由此，读者怎能不从比丘国昏君形象上联想到，作者所主要经历的明中叶后嘉靖年间那不但好色纵欲，而且佞道灭佛“独树一帜”的明世宗朱厚熜呢?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曲笔，对明中叶后以明世宗为代表的腐败政治和丑恶现象，作了大胆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

另外，设置悬念甚见机杼，是一大艺术特色。比丘国王听信妖道之言，收罗各家小儿，欲取其心肝作药引延年益寿，这是全篇情节发展的基点所在，也是扣动读者心弦的焦点所系，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关节，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一语道出，而是不断制造悬念，层层渲染，从而收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悬念之一，唐僧师徒来到比丘城下，孙悟空向一老军打听得，“此处原是比丘国，今改小子城”，但又“不知改名之意何故”，顿使唐僧“疑惑”不解：“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猪八戒设想以“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是个小子”解释之，亦被唐僧断为“无此理!”只得存疑，待入城再问。

悬念之二，入城后，师徒们发现家家门口都放着装有小儿的鹅笼，却“不知何故”，唐僧甚至怀疑该地养小孩是否有异法，这就更加“疑思不定”。

悬念之三，师徒们进馆驿安歇，唐僧趁便向驿丞“请教”街坊所见不明之事，不料驿丞附耳低言道：“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说他。”神秘紧张的气氛颇见蹊跷，使唐僧愈加疑窦丛生。

悬念之四，唐僧越是疑惑，越发好奇，越想释疑，干脆一把扯住驿丞，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驿丞还是不肯，只是“摇头摇指”道：“谨言!”小心谨慎到了令入费解的地步。

结果只因唐僧“一发不放，执死定要问个详细”，驿丞无奈，才屏去左右人等，单独悄悄告诉他“鹅笼之事”原委。这里，作者以唐僧的见闻、言行以及心理状态为视角，通过四个层次层层递进的悬念，一步一步地引发、加深读者对该情节的浓厚兴趣和急切期待，待到“谜底”揭开，读者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