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的故事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小说题材，从小说雏形时期的汉魏起，下至明清，鬼的故事在不同时期都大量出现，说鬼几乎成为古代小说家的一大癖好。这种独特而带有普遍性的审美现象，不仅反映了先民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敬鬼”的文化意识，而且鬼世界是人世间的投影，两者有时像毗邻的国土，彼此可以互相交通。于是，鬼小说以鬼态寓人情，也就成了讽喻人间罪恶的手段，不再是单线的对于鬼的恐怖，而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寓义展露出它的独特的艺术风采。

这是一篇具有丰富的美学内容的作品，它通过对人和鬼的关系的刻画，表达出作者对社会的评价。小说使读者的注意力不再去关注鬼的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是提供给读者一种关心人生的道德评价的氛围，给鬼以美好的人性，以鞭挞无人性的活人。作品中的郑义娘虽是一个鬼魂，但她依然拥有人的美貌和情感。她生前为夫守节而亡，死后不仅无后悔之意，而且引以为荣。她借阿婆之口所作的表白，尽管依从的仍然是传统的妇德，但她义不受辱的勇敢行为足以表明她的高尚品德。她是一个善于表达喜怒哀乐的人，她曾为丈夫的亲临而哭泣，也曾为自己魂归故里的命运而忧虑，更为丈夫的负心而疾愤。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她既敢爱，也敢恨。她最后的复仇行动是长期束缚在夫权桎梏中的广大妇女所发出的呐喊。作者以大量的笔墨赞美郑义娘，从而抨击了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人不如鬼的严酷现实。作品中郑义娘的所作所为是那么的真诚，合情合理。她明白一个风流公子的情性，所以她有言在先，“尚若再娶，……则不若不去为强”，请丈夫三思，直到丈夫韩思厚信誓旦旦，才同意迁骨。对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故事，韩思厚却不讲信义，一见到刘道士便马上拜倒在她的美色之下，背弃了誓愿。诚然，在道义上，要一个活人为一个死人守节是不近情理的，这无论对于一个女子还是一个男子都是如此。但问题在于，一旦立下了誓言就得恪守，否则就是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韩思厚之所以受到谴责，就是这个缘故。最可恶的是，韩思厚在背叛郑义娘后，非但没有丝毫忏悔，反而穷凶极恶地掘墓开盒，无情地将妻子的尸骨扔进扬子江。所以，他最后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与郑义娘的真诚无私相比，韩思厚是多么的低下、卑琐。真所谓人不如鬼。

这个负义故事就题材而言，是一个常见的话题，但由于故事情节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因此，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北宋沦亡时，入侵的金人不但掳去了徽、钦二帝，赵氏宗室和大批朝廷官员，以及大批平民也被驱赶北上。他们中侥幸苟存的也流落异乡，在征服者的铁蹄下挣扎于死亡线上。这些被女真族掳掠去的汉人受到残酷的迫害，蒙受民族耻辱的沉重折磨。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不少抒写亡国之痛和在异邦流离之苦的作品，如《靖康孤臣泣血录》、《窃愤录》之类。那些作品大抵为王朝达官权贵们的不幸命运唱着哀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则从一个下级官员的角度展示了一幅在民族大灾难的激流中生离死别的悲惨图画。它借杨思温在燕京的遭遇，写出了流离在敌国境内每遇佳节而缅怀故都的凄惶感情;以郑义娘的一灵不昧，刻画了国破家亡时殉身的鬼魂的难以瞑目;最后，以韩思厚的违弃盟誓，另求新欢，谴责了不能坚持守节的乱世男女。小说不仅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特殊条件下的生活面貌，而且以此隐约地鞭挞了那些忘记了死难者的尸骨未寒，不顾人民的水深火热，苟安于半壁江山的醉生梦死的统治者。所以，就这点而言，在我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中，它是一篇很有独创性的、展开了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和感情境界的作品。

由于小说讲的是一个鬼故事，在叙述中作者竭力地渲染着它的奇幻性，从而使故事的叙述与形象紧密协调起来，增加了小说的神秘气氛，鬼毕竟不同于人，它是来去踪迹飘忽不定的。作者在赋予郑义娘以人情的同时，也强调了她的鬼态。她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气氛。杨思温与郑义娘的见面是不同寻常的，往往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此外，作者所选定的夜色和空宅等特殊环境，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阴森气氛。她身上的一种香风更给人以一种奇妙的印象，使人联想起她的人格。

这篇作品比王魁桂英故事的意境更宽阔深沉，它的怪诞性和寓义性的较完美的结合在小说美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郑义娘的故事早在宋代的一些笔记中就有记载。这篇小说和洪迈《夷坚丁志》第九卷《太原意娘》的本事相近，《太原意娘》可能就是该篇的蓝本。一般认为这是南宋后期或元初的作品。在《宝文堂书目》中，小说另题作《燕山逢故人郑意传》，同书又著录有《燕山逢故人》一本，元代沈和作《郑玉娥燕山逢故人》杂剧，这些当为同一题材演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