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塔天王晁盖是水泊梁山继王伦之后的第二个领袖人物。他原是郓城县东溪村保正，因用青石宝塔镇鬼，所以江湖上称他为“托塔天王”。他虽然是富户出身，但他“平生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起身”。晁盖与王伦相比，品格之不同是非常鲜明的，王伦嫉贤妒能，又没有一点点江湖好汉们的兄弟情谊，所以他是梁山事业顺利发展的绊脚石; 托塔天王晁盖却义气深重，更兼“爱刺枪使棒”，“武艺过人”，并富有反抗精神，这就是晁盖之所以能够接替王伦成为水泊梁山领袖人物的重要原因。

晁盖一出场，就是同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这一事件，完全体现了晁盖蔑视权奸，敢于反抗的革命精神。因为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中书，为了庆贺丈人蔡京生辰，搜刮来的“十万金珠、宝贝玩器”之物。江湖好汉赤发鬼刘唐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就慕名投奔了托塔天王晁盖，准备劫取这一笔不义之财。正如刘唐对晁盖所说：“小弟想此一套富贵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便可商议个道理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二人一见，情投义合，所以晁盖当即表示： “壮哉! 且再计较。” 夺取生辰纲是灭九族的勾当，可是，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都投奔晁盖，并且乐意取生辰纲，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晁盖是个誉满江湖义气深重的好汉。晁盖也不负众望，敢于率众智取生辰纲这一笔不义之财，可见晁盖是富有造反精神的。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震动了各地官府。在官府出兵缉捕晁盖时，晁盖的“结义弟兄”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知晁盖，并建议晁盖等人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晁盖接受了宋江的这一建议，果断的烧了庄院，并在梁山泊水域内消灭了缉捕官军之后，投奔了梁山。

在晁盖接替王伦成为水泊梁山领袖人物之后，他富有战略眼光，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抗官兵的围剿。为了使梁山事业蓬勃发展，晁盖开始“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船上厮杀”。由于晁盖“作事宽宏，疏财仗义”，使梁山泊内上下一致，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从此，水泊梁山起义军在晁盖的领导之下，才真正成为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也为日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但是，作为梁山泊领袖的晁盖，他有作为领袖人物不该有的缺点与错误，也就是他常说自己是“粗卤”之人，遇事欠慎重，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如杨雄、石秀与时迁在投梁山途中，因时迁偷杀了祝家庄客店打鸣鸡，与祝家庄地主武装发生了冲突，时迁不幸被捉，在杨雄、石秀上梁山求救时，晁盖却要杀杨雄与石秀，当众人问及原因时，晁盖这样说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晁盖这种认识，虽然与王伦嫉贤妒能拒英雄豪杰于门外不同，但也是闭塞贤路的一种表现。当时宋江向晁盖伸明大义，不同意斩“手足之人”，并愿率弟兄下山扫荡誓与水泊梁山为敌的祝家庄时，因为杨雄与石秀是神行太保戴宗推荐来的，这时戴宗也道：“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晁盖要斩杨雄与石秀，确实是有损梁山名目的行为。可喜的是晁盖毕竟心胸坦荡，也乐于纳谏，立即改变自己错误的决定。

后来在晁盖率众攻打曾头市时，曾头市派两个小和尚前来诈降，晁盖又作了错误的判断，信以为真。当时豹子头林冲已看出了破绽，谏道：“哥哥休可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并且极力阻止晁盖随小和尚深入虎穴。而晁盖不听忠言，被小和尚领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使梁山“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回来，晁盖也中了毒箭。并且临终时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若那个捉住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

晃盖作为梁山泊的领袖，自己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又不能纳谏，这对梁山的事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作为梁山泊的领袖，临终时不是考虑山寨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只是考虑如何为自己报仇，不能不是晁盖严重的思想局限。

从《水浒传》的具体描写来看，王伦与晁盖都是水泊梁山过渡时期的领袖。王伦嫉贤妒能，是水泊梁山起义军顺利发展的绊脚石，自然由晁盖取代。而晁盖思想简单，又不善于发挥弟兄们的长处，往往遇事判断错误，这对水泊梁山起义军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而宋江则没有王伦与晁盖明显的缺点与局限，恰恰相反，王伦与晁盖的缺点与局限，则是宋江的长处。宋江在晁盖奠定的基础上又促进梁山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宋江的致命伤则是主张招安，断送了兴旺发达的梁山事业。施耐庵如此构思与描写，其目的主要是强调作为起义军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品格，对起义军的发展关系是极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