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梅洞

《娇红传》又名《娇红记》，旧署宋梅洞作。宋为元代清江人，但宋作《娇红传》据传“事促而文深”，似与本篇不同。故本篇或非宋作，或为明初人在宋作基础上的改编本。明初文言小说除《娇红传》外，还有不少以单篇流传的同类小说，如《贾云华还魂记》、《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天缘奇遇》、《荔枝奇逢》。这些作品在当时亦被称为“话本”。它们既然以“话本” 名义与以白话为叙述语言的宋元话本同时流传，当然免不了互相渗透，娇娘这一变异的闺秀性格为这种渗透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证。白话小说的影响，或许是明初以《剪灯新话》为代表的文言小说崛起的原因之一。

这篇小说的故事骨架，特别是前半部分，显然脱胎于《莺莺传》，男主角申纯给娇娘的情书里就有“则张生于莺莺乌足道哉”的话头，可知作者的取法之源。但又不全是因袭，结以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而死，就和《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各自娶嫁的结局不同。而冢绕鸳鸯，颇类梁山伯、祝英台之化蝶。中间又插以女鬼幻化迷人，大帅之子夺爱，乃至婢妾飞红始则捣乱、继则玉成的变化，情节也颇为曲折。但这些情节过于琐细，使小说迟迟不能推进到高潮，而且，作者过分注重双方爱情的缠绵和那些小小的纠葛，大大分散和减弱了戏剧冲突的力度，反而暴露了笔力的冗弱。

小说中的人物大概也只有女主角娇娘值得特别注意。这并非因为她对爱情坚贞不二，那是不奇怪的，中国几千年的儒家礼教的熏陶，就在于塑造这种好女不嫁二夫的性格，更何况还有爱情的力量。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小说中，尤其在文言小说中，很少见有一个大家闺秀在情爱上如此主动。娇娘只有开头那末一丁点儿矜持，一个回合不到，就急于委身了。她的主动约申生到熙春堂幽会，冒险去敲申生的窗户，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男性才有的大胆地步。这种热情而又袒露的性格，在市民和下层社会中不算稀奇，在礼法森严的官宦人家，实属罕见。娇娘的性格实际上提供了某些带有时代性的信息，这就是：唐传奇所开创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至宋元时期，由于民间说话那种新鲜活泼的气息的渗入，又出现了一线生机。

元末明初产生、流传的《娇红传》、《贾云华还魂记》一类小说，在小说史上意义不可低估。它们不仅促成文言小说在明初的一度兴盛，而且大都被收入《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等通俗丛书，对明中叶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连《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还特别提到《钟情丽集》呢!但这一类小说本身文学价值并不很高，即使作为代表的《娇红传》也是这样。姑且不说那种蹈袭俗套的爱情描写，就是其中大量的作者自以为能表达男女主人公感情的诗词，其滥其泛以及故作呻吟之态也与唐人小说中那种恰到好处的穿插不可同日而语，主要人物也缺乏性格的完整和力度。

男主角申纯，按传统的观念看，无疑是一个“情种”，他的爱，他的殉情，颇令人同情。但他的性格中更重要的内涵却是软弱和屈从。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一种看法，以为古代小说中的男女爱情都是反封建的，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命题。申纯与娇娘的爱情，虽然就广义而言是背戾礼教的，但作为当事人，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真正意义的反抗，甚至没有任何正面交锋就败下阵来。因此，他们的失去爱情和死亡，只能使人同情，却未能放射出真正的悲剧光彩，因为悲剧人物是需要以强烈的性格为支撑的，人物缺乏强烈的性格，即使是悲剧结局，也不可能产生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效果。而小说最后又添上死后双双成仙、坟前鸳鸯飞翔的蛇足，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残害了文学的悲剧气质。儒家思想强调理性，压抑个性，提倡中庸之道，《娇红传》刚刚塑造出两个爱情上主动的、多少有点冲破礼法约束的性格，又立即被这种缺乏悲剧气质的中庸之道给污染了。但本篇的男女主角的命运多少还令人同情，作者对小说结局的处理总比后来明末清初那些“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之类的才子佳人小说要高明一些。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士子最后已由耽于幻想堕落到白日作梦的地步，说起来真令人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