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的作家迷失于生活的无聊细节中，粗放的作家丢掉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吴敬梓却善于捕捉那能再现生活本质的细节，并善于运用细节，把我们引入他作品中的生活。他轻轻揭开生活的帘幕，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生活外表下，从一个眼神、一副外貌和声音的最微小的变化中，捕捉出一个人心灵深处瞬息即逝的念头、一种微妙的社会关系。一些痕迹在别人眼里，并不能说明什么，但一进入吴敬梓笔下，就呈现出深刻的含义。《外史》就是由这样的许多痕迹构成的。夏总甲敢于当仁不让地“一屁股就在上席”，而梅三相和周进让坐却几经周折，“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当然每个读者都知道单写周进“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 是说明着他的身份、工作特征和经济状况。在吴敬梓笔下，最琐屑的细节、动作，都有不可言传的魅力，夏志清认为“对王惠饭后的残渣剩屑的逐一描写，则是天才的一笔”(《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小说中的原文是这样的：“次早，天色已睛，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所谓“天才的一笔”，就是指在貌似闲笔中捉着了许多“痕迹”。《外史》也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写过来的。

写完高洁的王冕放牛，就写周进教读，然而“周进教读不如王冕放牛”(天目山樵评语)，周进是又郁又闷，受尽奚落，王冕则天不收、地不管，怡然自乐。即使不算象征吧，也是两种道路的对比性概括。

作者描写了薛家集，薛家集决不仅仅是周进的环境，它本身就是作者开辟的战场，作者不仅要写士子的道路，还要写社会风俗喜剧。从薛家集到五河县，不正是一片“势利薰心”的汪洋大海么?它们与王冕的七泖湖也是对比的。

薛家集的“元老院”，听完夏总甲关于繁忙的吃酒工作的报告后，开始议论龙灯问题，最后一项是教育，要点是从城里去聘一位先生。夏总甲见多识广、城里有关系，周进在他顶头上司家里教得不错，便议定了请周先生。

这位周先生的学生都进入了学，而且是和薛家集的梅三相是 “一齐中的”，然而他本人“却还不曾中过学”，所以还是个“小友”，恰如白头妾依然称“新娘”一样。所以梅三相戴着新方巾，老早就去迎接那位 “头戴一顶旧毡帽”的小友，然而非等周进入了堂屋，方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早来与晚起都是傲慢，前者是一种自赏，后者是一种自重，都是在显示他“在庠”的身份。他犹自意未尽，偏偏点透“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而且不停地戏弄周进，直到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才告满足，才觉得没浪费自己的相公身份。

“梅三相顾影自怜，得意极矣，不知天地间又有王大爷在”(卧评)。尽管王举人王老爷出场侮辱的还是周进，但是还是让人觉得“功名富贵宁有等级耶!”诚如《红与黑》中西朗神父所说：“只要你闭目一想如何去奉承那些有权力的大人先生们，便知道你永远是一个失败者。”最失败的是周进，不但见辱于相公、举人，连夏总甲以及怕夏总甲的薛家集的“众人”都是他的主人，众人不喜欢，夏总甲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周进便连受辱的机会也失去了，失了馆，他便日食艰难。这绝对是写实的，囊括了无数蹭蹬士子的辛酸。

忠厚懦弱无能的周进每战必败，生活在无望的苦海中，最后不得不抱着“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的“下井”(不是下地狱)决心，去当记帐的去了。我们从金有余伙计的话中(斯文人怎做得这事)，可以看出，当时那个社会，在观念上给了读书人多么大的虚名，使他们自绝于别的谋生之路，虚名总是虚的，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不过，虚名后头也摇晃着两三颗实果，使得周进们一无所有却又颤颤惊惊，本无再可失去的，却终日抱着个千年古玩似的不敢轻松地吁口气。那口气屏了几十年，在撞号板时滔滔汩汩地大报仇似的奔涌出来。

也是周进心诚志坚，有愚公挖山不止的毅力，终于感动了上帝。以后的路儿就顺溜得像缎子似的： 中进士、升御史、点学道。周进终于挣上了“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那两块光荣的补丁。可惜周学道“叉”出去的是魏好古而不是梅三相(他潜意识中也许是把魏好古当成了梅三相)，让周学道欣慰的是简拔了真才范进，为白头“小友”吐了口恶气，也算是“惺惺惜惺惺”，他还不是一阔脸就变、忘根本的轻薄小人，不像他的学生——真才范进，中举后就瞎侃刘基是进士第三名，刚摆脱卑微地位就染上了卑污的毛病。作者始终没有嘲弄周进，因为他没有恶德。

然而，掩卷思之，实觉可叹。知识分子何时变得这般呆头呆脑、“稂不稂莠不莠”的?周进撞号板也是一种穷途泪雨，却与穷途哭返的阮籍相去几千里! 夸父逐日的英雄精神沉埋了，人们追逐的是“绯袍金带”之辉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样内在地变迁着、耗散着、沉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