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四妇人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娘子。

潘金莲原是清河县一个大户家的使女，那个大户要缠她，她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而武大是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人。潘金莲不满意这样的一个丈夫，心中苦闷。初见武松，她就暗想“我嫁得这样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并对他进行“调戏”，结果碰了武松一个硬钉子。后来，她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并在西门庆和王婆的唆使下，亲手毒死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所杀，落了个“供人头武二郎设祭”;潘巧云，她“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作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后来，她同裴如海私通，被石秀发现，她又嫁祸诬告石秀，挑拨石秀与杨雄关系，最后遭到“碎尸翠屏山”的下场;阎婆惜，她是个贫苦人家卖唱的女儿，随父母流落在郓城县。父亲病死了，没钱埋葬，多亏宋江施舍给一具棺材和十两银子，才得办了丧事。阎婆惜和她母亲依然无法生活，由她母亲作主，把她给了宋江做外宅。她私通张文远，宋江不动气，想“我只不上门便了”。但后来，她发现晁盖给宋江书信，提出三项条件进行要挟，甚至讲要到官府去告发，由此宋江性起，一怒之下杀了她;卢俊义的老婆卢娘子，先是私通管家李固，接着又设计陷害卢俊义，后来卢俊义被迫上山，在梁山军马攻入城内后，便抓来卢娘子杀了。

以上“四妇人”，均有奸情，是作者笔下的所谓“淫妇”形象。对这四个形象及其有关事件的描写，也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艺术才能。首先，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她们的不同经历及其性格特征。潘金莲生长于一个“大户人家”里。这个肮脏大户先是“缠她”，后是出自“报复”心理，把她嫁给“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这种经历使她沾染上浮荡轻薄的恶习，且隐藏着一种青春被埋没的怨气，一旦在某种外界条件的刺激下，即刻就会恶性地膨胀起来。后来，在西门庆和王婆的勾引下，她终于堕落下去而不能自拔。作者着重揭示她轻荡而外露的色情欲，如公开挑逗武松，自觉自愿地迎合王婆撮弄，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直至害死武大郎。阎婆惜自小跟着行为不端的阎婆，走南闯北，不仅使她染上浮荡的劣迹，而且养成了她深晓人情世故而撒泼放刁的个性。如她拾到宋江的招文袋，以此为把柄，要挟威胁宋江的种种言行刻划，就深刻有力地披露了此人的性格。潘巧云和卢俊义娘子，由于她们的丈夫身居官职或作为员外郎，又有高强武艺，这使她们常怀惧怕丈夫的心理，她们“偷汉子”的恶劣行径也就不敢像潘金莲、阎婆惜那样明目张胆。所以她们的性格就显得更富有心计，行为也显得隐蔽些。第二，这几个妇女形象的生活历程，都成为作品故事情节发展变化的契机。如她们的“生”，便同英雄们发生了各种微妙关系和矛盾冲突：潘金莲曾挑逗引诱武松，她成了武松与西门庆一伙矛盾斗争的焦点;阎婆惜先是“缠”住宋江，后来又极力摆脱宋江。她与宋江的冲突，最后导致了宋江的“杀惜”;潘巧云的丑恶行径，构成了杨雄、石秀和她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铺展出一场曲折而动人的故事情节来。而她们的“死”，即成为武松、宋江、石秀、杨雄等走上反抗之路的起点，成为这些好汉们生涯的转折点。第三，她们都映照反衬了英雄好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风貌。武松不为色诱，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品质，就是在杀嫂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在处理潘巧云通奸事件中，石秀心细如丝，察觉奸情，接着智杀奸夫，继而安排翠屏山对质之计，激发杨雄，借刀杀嫂。为己伸冤后，又毅然径奔梁山。这揭示了石秀的精细机敏和狠毒品性。宋江杀惜，并非为了报复婆惜的“偷汉子”，而是为提防“私通梁山”事的败露。他的杀人，既不像武松那样从容主动，也不像杨雄那样受人支配。他是在百般无奈，“一念之差”的情况之下动刀子的，令人窥见其矛盾复杂性格的“一斑”。

“四妇人”等妇女形象的塑造，流露了作者妇女观的复杂性和一定的矛盾性。既以一般的封建妇女观来对待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又以先进的思想歌颂了冲破封建伦理桎梏的女英雄，既有带有人民性的一面，表达了对不幸妇女的同情，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表现了夫权主义和封建思想。

此外，作品在刻画“四妇人”、媒婆时，也包含某些色情描写，流露出低级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