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赋
1.《诗经》 “六义” 之一。实际上是传统的不脱离形象而与感情紧密结合的描绘事物的方法
《诗》 有六义,其二曰赋。( 《诠赋》)
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 《比兴》)
按赋是《诗经》 六义之一,原指诗体。后主要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历来都不为理论家所重视。
《周礼·春官·大师》 云: “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序》 云: “故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都只提出了赋这一名称。班固 《艺文志》 云 “不歌而诵谓之赋”,指出赋的性质; 郑玄《周礼注疏》云: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完全是着眼于 “诗教”,亦即社会作用上。晋挚虞开始剥去经师给赋罩上的封建政教作用的外衣,提出赋是一种独立的表现手法。《文章流别论》云: “赋者,铺陈之流也。” 齐梁时,锺嵘《诗品序》 云: “直书其事,察言写物,赋也。” 以后,发展到宋代朱熹,《诗集传》 云: “赋者,敷陈而直言之者也。” 《楚辞集注》 云: “赋则直陈其事。” 他们虽说明确认识到赋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手法,但都只见物不见人,没涉及到主体的情。这样就影响到文学史上长期将赋只看作是一种平铺直叙、脱离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而产生了重比兴而轻赋的错误倾向。比较起来,刘勰对赋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其一,刘勰对赋所下的定义是: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他指出赋的主要特点是形象性地描绘客观事物,肯定了赋是独立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绝非比兴两法的附庸。这在文学史上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鄘风·载驰》 写许穆公夫人因怀念父母之邦的卫国被狄人灭亡,她“载驰载驱,归唁卫侯”,为挽救祖国而奔走呼号; 她力排众议,“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一个英雄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 《小雅·无羊》 描绘了羊群在“其角濈濈” 地休息; 牛群在 “其耳湿湿” 地吃草,“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牧人则 “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放牧场面。又如《大雅》 的《载芟》、《良耜》 所描绘的 “千耦其耘,阻湿阻畛” 的大规模农事劳动和 “获获桎桎,积积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的丰收场面。这些都是运用赋法的佳篇。
其二,强调赋要 “写志”,不能脱离情志。如 《豳风·七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奴隶主对农奴残酷剥削的图卷,诗用赋法,而作者鲜明的爱憎也寓于其中。《情采》 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 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赋和比、兴一样,都要 “为情造文”,都要“写志”。
锺嵘《诗品序》 云: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锺嵘对于赋法的性质——如不脱离形象、情景交融——的认识,是远不及刘勰的。
2. 文体之一
虽合赋体,明而未融。( 《诠赋》)
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 《才略》)
按班固《两都赋序》: “赋者,古诗之流也。” 《艺文志》: “不歌而诵谓之赋。” 当汉儒总结《诗经》 的经验而提出赋、比、兴三法时,其中的赋法在创作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和畸形的发展,并形成为独特的文体。对此,刘勰亦进行了探讨:
一、指出诗、赋同源,而赋是《诗》 的赋法广泛而畸形地使用而形成的文体。他指出汉赋大量铺陈而缺乏深义,“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究其原因,刘勰认为《诗经》是赋、比、兴结合使用的; 屈赋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 “三闾忠烈,依《诗》 制《骚》,讽兼比兴”),汉赋则 “兴义消亡,比体云构”,六朝更发展到“纤综比义,以敷其华”。将赋的源流得失一一剖析,这是很中肯的见解。
二、从经籍的分类,指出骚、赋的不同。按刘向、班固在《艺文志》 中,纳骚于赋。实际上《诗经》 是中原华夏文化的代表。刘勰将《辨骚》、《诠赋》分篇,论述了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后来,王芑孙《读赋卮言》 说: “荀正屈变。” 正是根据刘勰的理论来推演的。
3. 作赋
相如赋仙,气号凌云。( 《风骨》)
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 《练字》)
按《左传·隐公元年》: “公入而赋。”古时不歌而诵曰赋。《文心》指写作辞赋。
4. 布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 《哀悼》)
按《困学纪闻》二引 《周书谥法》: “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 朱亮甫《周书集训》: ‘赋,布; 宪,法; 胪,旅也。”
5. 给予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 《丽辞》)
按《汉书·哀帝纪》: “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诗》 有六义,其二曰赋。( 《诠赋》)
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 《比兴》)
按赋是《诗经》 六义之一,原指诗体。后主要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历来都不为理论家所重视。
《周礼·春官·大师》 云: “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毛诗序》 云: “故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都只提出了赋这一名称。班固 《艺文志》 云 “不歌而诵谓之赋”,指出赋的性质; 郑玄《周礼注疏》云: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完全是着眼于 “诗教”,亦即社会作用上。晋挚虞开始剥去经师给赋罩上的封建政教作用的外衣,提出赋是一种独立的表现手法。《文章流别论》云: “赋者,铺陈之流也。” 齐梁时,锺嵘《诗品序》 云: “直书其事,察言写物,赋也。” 以后,发展到宋代朱熹,《诗集传》 云: “赋者,敷陈而直言之者也。” 《楚辞集注》 云: “赋则直陈其事。” 他们虽说明确认识到赋是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手法,但都只见物不见人,没涉及到主体的情。这样就影响到文学史上长期将赋只看作是一种平铺直叙、脱离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法,而产生了重比兴而轻赋的错误倾向。比较起来,刘勰对赋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其一,刘勰对赋所下的定义是: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他指出赋的主要特点是形象性地描绘客观事物,肯定了赋是独立的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绝非比兴两法的附庸。这在文学史上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鄘风·载驰》 写许穆公夫人因怀念父母之邦的卫国被狄人灭亡,她“载驰载驱,归唁卫侯”,为挽救祖国而奔走呼号; 她力排众议,“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一个英雄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 《小雅·无羊》 描绘了羊群在“其角濈濈” 地休息; 牛群在 “其耳湿湿” 地吃草,“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牧人则 “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放牧场面。又如《大雅》 的《载芟》、《良耜》 所描绘的 “千耦其耘,阻湿阻畛” 的大规模农事劳动和 “获获桎桎,积积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 的丰收场面。这些都是运用赋法的佳篇。
其二,强调赋要 “写志”,不能脱离情志。如 《豳风·七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奴隶主对农奴残酷剥削的图卷,诗用赋法,而作者鲜明的爱憎也寓于其中。《情采》 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 文采所以饰言,而辨丽本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赋和比、兴一样,都要 “为情造文”,都要“写志”。
锺嵘《诗品序》 云: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锺嵘对于赋法的性质——如不脱离形象、情景交融——的认识,是远不及刘勰的。
2. 文体之一
虽合赋体,明而未融。( 《诠赋》)
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 《才略》)
按班固《两都赋序》: “赋者,古诗之流也。” 《艺文志》: “不歌而诵谓之赋。” 当汉儒总结《诗经》 的经验而提出赋、比、兴三法时,其中的赋法在创作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和畸形的发展,并形成为独特的文体。对此,刘勰亦进行了探讨:
一、指出诗、赋同源,而赋是《诗》 的赋法广泛而畸形地使用而形成的文体。他指出汉赋大量铺陈而缺乏深义,“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究其原因,刘勰认为《诗经》是赋、比、兴结合使用的; 屈赋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 “三闾忠烈,依《诗》 制《骚》,讽兼比兴”),汉赋则 “兴义消亡,比体云构”,六朝更发展到“纤综比义,以敷其华”。将赋的源流得失一一剖析,这是很中肯的见解。
二、从经籍的分类,指出骚、赋的不同。按刘向、班固在《艺文志》 中,纳骚于赋。实际上《诗经》 是中原华夏文化的代表。刘勰将《辨骚》、《诠赋》分篇,论述了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后来,王芑孙《读赋卮言》 说: “荀正屈变。” 正是根据刘勰的理论来推演的。
3. 作赋
相如赋仙,气号凌云。( 《风骨》)
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 《练字》)
按《左传·隐公元年》: “公入而赋。”古时不歌而诵曰赋。《文心》指写作辞赋。
4. 布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 《哀悼》)
按《困学纪闻》二引 《周书谥法》: “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 朱亮甫《周书集训》: ‘赋,布; 宪,法; 胪,旅也。”
5. 给予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 《丽辞》)
按《汉书·哀帝纪》: “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