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淮河
杨万里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南宋在符离之败后,与金国签定了比绍兴和议更为屈辱的隆兴和议,划定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一线为国界。淳熙十六年(1189)冬,杨万里奉命去迎接金廷派来的贺正使,此诗系四绝句之一,写初入淮河屈辱抑郁的心情。
洪泽湖在江苏西部,自北宋开水道以达于淮河,遂为漕运要道。“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二句言才离洪泽,便入淮河,这是“缩地法”式的夸张,给人以一种空间上的窘迫压抑之感。作为臣伏于金的南宋王朝的使者,不免有见人矮三分的屈辱感。诗中把这种潜意识中深沉的感觉用“意不佳”三字轻轻表过,使人读后觉得措语虽轻,份量却重。这里“人到淮河”的人,似乎不仅仅特指作者个人,还有泛指国人的意味。其所以“意不佳”,是因为金瓯残破而收拾无望,陆游《醉歌》说得很直截:“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杨万里此诗则换了曲折委婉的说法:“何必桑干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桑干即永定河上游,在今山西北部,河北的西北部,在唐代是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接处,唐人每视同边塞(雍陶《渡桑干水》“南客岂曾谙塞北”)。而在南宋,边境线已南移何啻千里,淮河中流以北,便属异域,别说桑干河了。诗句本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写出心理上的咫尺天涯之感,但只是伤离别,杨万里则从淮河想到桑干,大有国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此诗用意十分,下语三分,举重若轻,措辞微婉,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