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诗),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
        
        论诗须知人,而知人须顾及作者全人,最好的办法,除了研究作者传记,便是了解作家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全篇”)。否则容易以偏概全,不可能达到真知。
        以陶渊明为例,如果只看他有二三十首“饮酒”诗,便断言他真的是个酒徒;或看他口口声声“归去来兮”,见山爱菊,便以为他浑身静穆,完全是个隐者,那就不免扪烛扣盘,未喻于日。其实陶渊明本是关心政治,有强烈是非观感,好恶分明的人,他的诗固有“时鸟变声喜,良苗怀新穗”(陈毅《吾读》)的内容,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精卫、刑天、三良、荆轲等。故辛弃疾说他“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此外他还是个好几个孩子的慈祥的父亲和一个毫不乏味的情人,写过《闲情赋》,十九世纪匈牙利裴多菲的著名的情诗“我愿意是树”,“我愿意是急流”那种温柔的想象与手法,在他早已尝试过了: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还有他的《责子诗》,古来好些人有所批评,其实是很见作者性情的: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似乎没有一个儿子是争气的,比起写《骄儿诗》的李商隐,实在令人气短。而黄庭坚却不以为然,跋道:“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亲,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将其神气都揣摸出来了。只有善于知人,才能神会陶诗。
        唐诗人学陶者甚多,成绩显著者莫若王维,他耽好自然,笃爱情亲的一面也颇近渊明。但他那富贵闲人式的生活又使他不全知于陶,特别不能理解《乞食》。那其实是一首很好的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贫士叨扰知己,图一醉饱,诗人毫不讳言,本色率真,也正见其宁乞食“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可贵。王维不能理会,批评道:“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这一轻率的讥议,使后来读者很不舒服,有人反唇相讥:“此与腐鼠之吓何异?然万户伤心,亦为一惭耳”(黄廷鹄)。而有人联系渊明当时处境和思想,解道:“愧非韩才,时代将易,英雄无聊。……淮阴能辅汉灭项,乃能报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何由报哉!板荡陆沉之叹,寄托于此。”(黄文焕《陶诗析义》)渊明作诗时是否有此意识,不得而知。但这样知人论诗,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较王维便深刻得多。
        一个活生生的人,其性格是丰富复杂的组合;而一个成熟的诗人,其风格决不单一。对于一个诗人,我们固然应该有大的把握,如杜甫说李白“飞扬跋扈”、自己“沉郁顿挫”、岑参为“好奇”、孟浩然有“清诗”、王维是“秀句”等,便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有完整的观念,才不致于对诗人有片面的理解,隔膜的揶揄。即以杜诗而言,那些描叙兵戈乱离,表现忧国忧民,风格沉郁顿挫的“诗史”式作品,固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却也不乏流连光景、怜爱儿女、充满人情味的篇章,忽略这点亦不足以知杜甫。他的含情脉脉的《月夜》,还有稍涉香艳之句呢: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金元时代元好问偏爱刚阳风格,论诗贬抑秦观,清人薛雪持异议,在《一瓢诗话》中写道:“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其中用作反证的,正是这首著名的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