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此词牌原名《望江南》,见于《教坊记》和敦煌曲子词。白居易即事名篇易一字为今名。白居易早年曾游江南,其后又在苏杭二州作官:穆宗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为杭州刺史,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为苏州刺史,后因目疾回到洛阳,时年五十五岁。回洛阳后写了不少怀念旧游的诗作。其中《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三十首诗中多叙苏杭胜事余典二郡因继和之》云:“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直到开成三年(838)六十七岁时写了《忆江南》词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有人统计,中晚唐文人词中,有两个地域最为词人所深情眷恋,反复咏写。其一是长安,另一则是江南。而以后者犹甚。至花间、南唐诸词,十之八九也均以南国丽景和南国佳人作为主要背景和主要描写对象,而开此风气者便是白居易了(殷尧藩的《忆江南》是诗)。
        《忆江南》是小令,“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这首词妙在写景,而写景只有中间七言一联十四个字,取舍取舍,所难在舍。而诗人对江南大多美景,一概舍去,而独取春花与江水,而极力染色之。春花本红,而在阳光下更显得鲜明夺目;江水本绿,而春来江水更见绿得可爱。红的“红胜火”,绿的“绿如蓝(蓝草)”,突出了江南之春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和印象,以简明而大胆的设色取胜。
        这里须注意的是题目中的“忆”字,才能发现更深层次上的诗意。原来词人写江南春,却身在北国。洛阳之春较之江南,可以说是姗姗来迟的,作者诗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魏王堤》)北方春花没有江南那样繁丽,而黄河、洛河、伊水,都不可能象江南之水一样清澈碧绿。在这种情况之下,“能不忆江南?”词中设问,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感发的;而江南的春花特红、江水特绿的感觉和印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引起和加深的。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时更重游?
        
        此词中据要的仍是中间七言二句,杭州景物之多写不胜写,最有代表性的东西的什么呢?宋之问名篇《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浙江潮和月中桂子,确乎是杭州最有特色的景物。关于钱塘潮,可参读《春江花月夜》诗解,郡亭即郡楼,于郡楼设床卧而看潮,非太守不能如此。关于月中桂子,《南部新书》:“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有桂树就有桂子,是不是月中掉下来的难说,但有了这样的传说,才有令人神往的月下寻桂子的当地风俗。作者在写景的同时,写入了难以忘怀的旧事,读者也感到兴趣盎然。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吴宫在姑苏即苏州,此不言苏州而言吴宫,乃为协韵的缘故。据要的仍是中间两句:“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即一面饮美酒一面欣赏苏州美人的舞蹈。作者另一首诗中有“瓮头竹叶经春熟”句,而当时名酒多以“春”命名(见《国史补》),可见“春竹叶”当即“竹叶春”,应是“吴酒”的名称。“醉芙蓉”即红芙蓉,乃“吴娃”的形容写照。“娃”是吴地方言中对美女的称呼,西施就曾称娃(夫差为其筑“馆娃宫”)。联系前文“吴宫”,自能引起关于西施的联想,则舞女之美可知。一方水土养一水,景美是一美,加上人美才是两全其美,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忆江南写上这样一笔可知是必要的。
        三首词虽然都是写江南,但第一首是总写苏杭——故言“能不忆江南”,第二首专写杭州,第三首专写苏州。第一首重在写景,第二首兼重写事——故言“何日更重游”,第三首重在写人——故言“早晚(何时)复相逢”,措辞是极有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