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去年(宝应元年)四月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帅,统帅各节度使和回纥联军进讨史朝义,十月大捷,歼敌八万,叛将张忠志等献地归降,官军一气收复河南、河北十几个州;今年正月,史朝义自杀,叛将李怀仙等又献首请降,至此河南河北诸地尽行收复,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平息。本篇即写诗人避地梓州、彷徨无依中,乍闻捷报狂喜不置,平素所想出川还乡之念、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
        此诗乃一时兴会神到之作。读者可以连想一下二战结束时世人狂喜的心情,——当时的新闻图片反映,大街上人都激动得抱住身边的陌生人狂吻,即使是年轻姑娘也不以为忤。却说那一天,杜甫展卷读书之际,忽然有人奔走相告八年平叛战争结束的胜利消息。这是诗人盼望已久,而且坚信必将到来的喜讯,然而当它突然成为事实,诗人又激动得难以承受,神态失常,因喜心到极而呜呜地哭了起来,决不因自己的失态而感到难乎为情。——想必当时象杜甫这样闻讯流泪的人为数不少。
        紧接着就写了“却(回头)看妻子”、“漫卷诗书”两个潜意识的动作,来表现狂喜的心情。盖人在极度高兴时,都有一种希望与他人分享的愿望,回头看妻子(妻儿)的这个动作,就是潜意识的,极富意蕴。同时展开的书卷也就看不进去了,于是手忙脚乱地卷了起来,这个动作表明诗人在梓州呆不长了,立刻就会想到回乡。
        三联即承“喜欲狂”写还乡的愿望。“白日”、“青春”即写季候,也暗示政上的冬去春来、雨过天青;杜甫本来就好酒工诗,在这大快人心的喜讯传来之时,他更不禁要昂首高歌、开怀痛饮、为之庆贺;成都草堂回不了,梓州乃暂居之地,而现在大乱已定,诗人不只是想回成都,而是想结束流寓异乡的生活,踏上回故乡洛阳之路;望着窗外明媚春光,想到一路上风和景明、可助行色,喜极之情,手舞足蹈之状跃然纸上。
        进一步,诗人连路线图都想好,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出川以水路方便,无非是从梓州沿涪江下渝州,沿长江出巴峡、巫峡,直到武昌,再溯汉水北上襄阳,然后改行陆路,最后回到洛阳(作者自注说“余田园在东京”)。萧涤非释:“即是即刻。峡险而狭,故曰穿。出峡水顺而易,故曰下。由襄阳往洛阳,又要换陆路,故曰向。”这是说用字的精练。所谓巴峡,指渝州以下从云安到夔州之川东峡江地带。此诗以想象还乡路线作结,而且自然形成当句对(他例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戒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同时又是流水对,自然工整,妙手偶得,唐诗结句很少有能与其媲美的。
        前人谓杜诗强半言愁(黄生),本篇一句叙事,余俱写情,句句有喜悦意,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浦起龙甚至认为是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象这样情调欢快,热情奔放之作,在李白一定是施之于歌行,而杜甫却用了七律。作为律诗,讲究工整最为重要,而工整的讲究,又不免以丧失自然流畅为代价。杜甫的高明处,就在于他能调合这一矛盾:他不堆砌排比词藻,而注意从活的语言中发掘天然对偶的因素,在安放对仗时注意到语气的疏落,和保持流动的风致,如本篇中的“青春”对“白日”,“放歌”“纵酒”对“作伴”“还乡”,以及末联的地名当句对,都是信手拈来自成对偶,甚至还对得很工,其它诗例如“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戒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等。申涵光曰“读杜诸律,可悟不整为整之妙。”这“不整为整”四字,便是杜律在七律艺术上的创造,为七律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篇读起来只感到挥洒自如、一片神行,即是放歌,初未觉有律的存在,这正表现了诗人对律诗的掌握,已超越必然而进入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