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卫风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郑卫之声既被道学家目为淫诗,又强分差等,说什么“卫人犹多讥刺惩创之意。”如《氓》,就被说成是:“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与之谋而不遂往,又责所无以难其事,再为之约以坚其志,此其计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余,而不免于见弃。”(朱熹《诗集传》)这里“戒淫”之说的荒谬不值驳,但撇开这一点不谈,它又确实道出了这出婚恋悲剧的主要特点。这桩婚姻原系半自由的结合——虽有媒聘,实出自愿;而婚姻的毁弃,既不因家长意志,又不因第三者涉足,而在于男子本身的负心忘本,始乱终弃。抓住这一特点,是解会《氓》诗的关键。
        诗一开始就表现出双方早就认识,抱布贸丝是掩人耳目,私行聘礼。不遣媒氏而自来,不与父母谋而谋于“我”,即是私订终身,自由恋爱。那男子来议婚时,给人印象不坏,不但主动迫切,而且笑容可掬。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收起来,变作“怒”容,只为急情。其实,无论出于自然本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都使得女性在婚恋问题上较男子更“策略”,要求明媒正娶,是为使将来的婚姻更有保障。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讲一讲先决条件,决非有意“愆期”。为了不致便对方误会和过于失望,“我”竟背着家人“送子涉淇”,不辞路远,直到顿丘,边送边谈,温存劝慰,“秋以为期”。纵有铁石心肠,想必也会涣然冰释。
        在议婚过程中,“我”的举止虽有分寸,态度虽然克制,但内心远不平静。怕“氓”作赵巧送灯台,一去永不来:“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而当“氓”再一次出现面前,“我”不禁喜形于色了:“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氓”已遵嘱遣媒,不言而喻矣。古代婚姻非但依托媒氏,还真得看看命运。一番占卜吉凶之后,幸而命不相克。于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妆奁过去,意味人也过门了。
        看来《诗经》时代,旧式婚姻嫁娶的手续,即从媒妁之言、占卜算命到嫁妆聘礼,大体已具。男女不平等的时代,造就着不幸的女子和薄情的男人。诗中“我”忆及后来婚变,就特别痛心,用了一种过来人的口吻作出了沉痛的自省,又象是告诫普天下怀春的少女莫想男人,男人不是好东西:“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即明人戏曲所谓“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参钱钟书《管锥编》)说法显然偏颇,心情可以理解。
        诗中叙及婚变的具体事实,赋兼兴比。“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婚后最初的日子过得还融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象时过境迁,色衰爱减。当初是共患难的贫贱夫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然而当日子渐渐好起来时(“言既遂矣”),“氓”却变心变脸,“至于暴矣”。陈启源云:“意氓本窭人(穷汉),乃此妇车贿之迁,及夙兴夜寐之勤劳,三岁之后,渐至丰裕。及老而弃之,故怨之深矣。”(据《诗经直解》引)联想武则天朝某公主所谓“田家佬多收三五斗便思易妻”,知陈说不诬。诗中“我”在回想被弃还家时,特别提到“淇水汤汤”,与前文“送子涉淇”一节相照应,当初是“我”送他,两人一同涉淇,多少柔情蜜意;而今他弃“我”,独自一人涉淇,又多少凄凉绝望。特别是想到自己并无过失(“女也不爽”),错在认错了人,“士贰其行”、“二三其德”。如今她满腹苦水往哪倒呢?“渐车帷裳”的仅是汤汤的淇水么?悔恨的泪水当更多呀!
        及此被弃还家,又遭遇到何等的委屈。其中最难堪的是兄弟的不理解,不谅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看似不近情,实则有其社会的个人的原因。因为这一婚事当初是瞒着家人先自谈定的,“盖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旁观其事,诚足齿冷,与焦仲卿妻之遭遇姑恶,反躬无咎者不同。”(《管锥编》)“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又不仅是顾影自怜,分明还有冷静反思之意。另有一种理解,认为“咥其笑矣”的主语不单是兄弟,实包含着女主人公当着兄弟面的强颜欢笑,就象唐传奇《莺莺传》中被弃的莺莺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而“闲宵自处,无不泪零”正是“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转语。
        反躬自省,遂及其初。此时复提当初情事,恼不可遏。回想抱布贸丝时,“氓”不知有多少甜言蜜语,“白头偕老”竟已食言自肥,致此婚变。“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而“我”之怨”,无边际矣。提及“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言下之意是:可惜那时缺乏经验和预见,轻信了那些旦旦信誓。因而此刻终于下决心在感情上与“氓”一刀两断了。
        在夫权社会的周时,“妇有七去”(《大戴礼·本命》),男子有压迫女性的特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氓》这首诗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形象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这一历史本质,从而具有认识价值。
        这首以民间男女婚变为题材的故事诗,可作一篇诗体小说读。它以顺叙为主而间以穿插倒叙(如末章),行文颇不单调。注意前后映带,如前有“氓之蚩蚩”,后就有“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前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后就有“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妙有波澜“子无良媒”而“愆期”,“不见复关”而“泣涕”,皆具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之致,而读之只觉是人事之应有曲折。叙事中杂以抒情,尤为动人。善于剪裁详略,而情事无遗(详于婚变前后情事,而略于婚变之原委始示),还成功运用了比兴手法。全诗塑造了两个人物,“我”与“氓”,虽有直接间接的不同,然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我”之勤劳善良,柔中有刚;“氓”之反复无常,虚伪薄情,都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