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艺术中,文学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形象不能直接感知,它在本质上是诉诸于想象的。语言文字于文学形象仅具符号意义,这些符号要在想象中还原为形象,则必须经过视、听感官的中介(看书或读书)。从而文学欣赏仍与视、听感官相联系,而与听觉器官联系尤为密切,故有人又称其为“听觉——想象艺术”。
        声音因素在文学,固然不如它在音乐中结构层次那样高;但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体裁),其具体状况也大相径庭。“诗歌是最接近音乐的文体”(别林斯基)。小说可以看,诗歌却必须诵读;小说可译性较强,诗歌可译性较差(李白、杜甫的诗译成外文,便很难保持原作的神韵)。“文学固然没有完全抛弃声音因素,但是已把音调降低为只供传达用的单纯的外在的符号”(黑格尔)。对于诗歌来说,又不尽然。声音因素在诗歌,比较于其它文学体裁,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诗与文从其诞生之日始即有一根本的区别。即最早的文是刻在甲骨上用来看的;而最早的诗歌是活在人们口头上吟唱着的。列代乐府“于周代则属于《风》、《骚》,于汉则属于古诗,于晋唐则属于《房中》、《竹枝》、《子夜》、边调等,于两宋则属诗余,则金元则属杂剧。”(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因此诗歌从一开始就富于节奏,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比文更具审美价值和艺术活力。虽然诗与音乐在发展中也有分有合,但由节奏、音律等规定的音乐性却始终不曾消失,列于乐府的诗固然能唱,即使不能唱的诗也可以吟诵。这大约是古代诗歌能长期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一旦诗歌只供印出来看的时候,诗的活力也就减值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诗中对此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原诗过长,节编如下:
        
        我把我的诗
        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
        象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去给你。
        我的诗句群飞穿过的空间,都被留在外面。
        在公子王孙闲暇的悠闲的年月,
        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
        朗诵他的诗句,
        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
        在用黑色的沉默
        来涂抹那共鸣的悠闲的背景,
        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
        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我叹息,我恨不生在迦梨陀娑的黄金时代,
        我是无望地生在这忙乱的出版社的时代,而你,
        我的情人,是极端的摩登的。
        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
        翻着我的诗卷,
        你从来没有机会半闭着眼睛
        来听那音节的低吟
        而最后给你的诗人戴上玫瑰的花冕。
        你给予的唯一报酬
        就是几个银角
        支付给大学广场上
        那个书摊的售书员。
        
        这使人联想到鲁迅说的话:“诗虽然有着看的和唱的两种,但究竟以唱的为好”,在泰戈尔看来,诗歌如不靠吟唱流传,而用整齐的字母排印叫人默默吞咽,是多么煞风景的憾事啊。而我国的古代诗词,正是在吟诵中写出,又在吟诵中得到流传的。俞平伯先生深知个中三昧,他说:
        
        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泛览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也。《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长言、嗟叹、永歌,皆是声音。诗与声音的关系,自较散文尤为密切。杜甫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及其刊布流传,已成陈迹。今之读者去古云遥,欲据此迹进而窥其所以迹,恐亦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之一法。当时之感慨托在声音,今日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还使感情再现,反复吟诵,则真意自见。(《略谈诗词的欣赏》,有删节)
        
        吟与诵严格说来是一事二体,它们的目的相同、效果相当,而方法不同。吟近乎唱,又称吟唱,这是一种传统的或旧式的吟诗法。由于伴有一种类乎曲谱的特殊腔调,所以较能体现诗歌的音乐性,这是它的优长。据杜甫《夜听许十一诵(当即吟)诗爱而有作》形容道:“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可见效果是好的。但古人吟诗之法,没有科学手段记载,只能口授心传,具体情况至今不得而知。时下还有不少老一代的同志雅好此道。笔者曾从宋谋场先生处得到中华诗词学会成员吟唱旧体诗词的录音磁带,得以一饱耳福。大抵这种传统吟诗方法并无一致的标准,有的腔调依傍地方戏曲,有的是自谱歌曲,有的则是即兴的吟唱,均带浓厚的地方色彩与方音,或为京腔,或为楚声,或为越调。传统吟唱法的不足之处,似乎也就在这里了。它近似唱戏,演员尽管唱得很好,但没有字幕,一般听众难以听懂。不免有音隔胡越终不相解之憾。它似乎更适宜作为一种吟诵形式供爱好者欣赏,似不适宜作为普遍的方法加以推广。
        笔者曾就吟诵一道请教于郑临川先生。郑先生说:“吟诵是我多年读诗词古文的习惯,由好之而乐之,历时甚久。尤其是诗词,非吟诵无以见其妙,因为诗词作为文体,意境词句固不可缺,声律尤不可少,我尝说诗词的灵魂大半存乎音韵,而音韵非通过口耳无以传其神。故每吟诵之际,如幽灵附体,不知不觉进入诗人境界,入神之处,几乎感到此词此句是出自本人肺腑,乐在其中矣。我的吟诵经验有两点可供参考:一是要主客相生。就是说吟诵先从自己根据阅读作品的心得体会来行腔,其中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一点很重要;其次,再从平时爱听的歌调、戏曲、曲艺等方面自然地融入原来的本腔,主客相生,增加音调之美。最重要的是必须化得天衣无缝,丝毫不能勉强做作。唯其有个性在,吟诵才没有固定程式,此与唱歌大不一样,机械学习他人,只能供作笑柄,不可不注意。二是要行腔自然,根据原作与个人体会吟诵出来,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或如风来松下,泉流石上,以自然之美,引人入胜。旁人侧听,易兴同感。”这一席甘苦之言,可说将吟诗的奥秘,它的优长与难能之处,和盘托出了。
        诵与吟略有不同,它偏于读,或称朗诵。它扬弃了旧有的类乎唱戏的腔调,但只要得法,仍能传达诗、词特具的音乐性。这种办法宜于采用普通话,因而容易推广。据说闻一多先生朗诵楚辞和唐诗,就给听者留下过极深刻的印象,可见也是行之有效的“因声求气”之方法。总之,吟唱与朗诵的办法不妨兼收并蓄,根据不同场合予以采用,以获得充分的诗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