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　　　　　　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　　　　　　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晚。
        弃捐不复道,　　　　　　努力加餐饭。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汉朝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对后世发生过很大影响。本篇按照梁·萧统《文选》的排序,列于第一首。它是一篇“思妇辞”,即写妇女对离家久远的“游子”的思念。诗篇先叙初别,次说路阻会难,继诉相思之苦,最后,以自我宽慰作结。全诗十六句,是首完整的五言体诗。它可分两大部分:前六句叙别离,追溯过去别离情状;后十句,则写相思,诉说当前的心境。语言精练含蓄,而又不晦涩难懂,且内容丰富,韵味隽永。

        * * * *

        全诗按上述脉络可有如下四层意思——

        第一层:“生别离”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诗人以此二句拎起全篇,并定下了基调:“别离——悲”。首句叠用行行,而且在中间还嵌入一个“重”字,是强调“行之不止”。清人闻人倓引吴伯其的话说:“首言‘行行,远也;再言‘行行’,久也。”(《谈选诗》)朱自清认为,第二句是用《楚辞·九歌》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的语意。其实,这是秦汉以来流行的成辞(详见《琴曲·杞梁妻叹》),犹言“永别”之意,不是指人生一般的别离,是含有既别而难以再见的“永诀”之义,故而最为可悲。正如《焦仲卿妻》长诗中那句“生人作死别”的含义相似。试想一对恩爱夫妻,突然活生生地分开,而且越走越远,越分越久。这还不是人生中最不幸的“悲莫悲兮”的事情吗?可见,此诗之基调,即是一个“悲”字。

        第二层:会面难

        诗人拉开悲剧之序幕后,紧接着从正面叙述这个“生别离”的可悲——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你看,要会面,多么艰难啊! 一个在天边,一个在海角,路途既艰险又遥远,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聚会的机会。这里的万余里、天一涯,都是表示最遥远的概念,是由年深日久、杳无音讯而产生的,并非记实。至于阻且长,正是用了《诗经·蒹葭》的成语,其含义要比《诗经》广泛一些,“长”承上文“万里”、“天涯”而来,也是极言其远长;“阻”,不单指道路艰险、河关隔阻,而更包括造成行旅阻碍的一切社会人事因素在内。正因为如此,才说后会难知。说是“生离”,实为“死别”!
        这两层意思合成一个内容:别离。它是写过去生离死别的情况。下边集中描写:思妇之相思。即:

        第三层:相思苦

        诗人让思妇先用“借物寓意,以事寄情”的方法说——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
        这里的前二句,是古代歌谣习用的比喻。《韩诗外传》:“诗云,‘代(胡)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这两句诗就是套用“韩诗”之成句而略加更改的。意思是说,胡马南来后仍依恋北风,越鸟(指南越之鸟)北飞后,仍筑巢于南向之树枝上。言外之意是:鸟兽尚依恋故乡,何况是人呢?希望别离的“游子”,应当思归才是。可是,别离之后,越隔越久了,“相去日已远”,即彼此隔离,一天比一天久了(这里的已,即“以”;日以,就是“一天比一天”的意思)。而人呢,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衣带日已(以)缓”,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据《说文》云:“缓,绰也。”也就是“宽松”的意思。你想,衣带宽了,不也就是人体瘦了吗?朱自清在《古诗十九首释》中曾说,“这是就果显因,也是暗示的手法;带缓是果,人瘦是因。”其实,它也是东汉文人向乐府民歌汲取营养而创作的表现。在乐府《古歌》里,就有这样两句:“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诗人就是在这“旧句”上略加改造的,因为诗中主人公身分不同,一个是旅外的“游子”,一个是居家的“思妇”,因而将“离家”改为“相去”。
        接着,用一个“浮云蔽白日”的比喻来忖度“游子不顾反”的原因。李善在注《文选》时,给这两句加释说:“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反也。”这里的顾,是思念。游子之所以长期不回家,不一定就是李善所说的由于“邪佞之毁”;也可能“游子在外为人所惑”(如朱编“读本”)。这个“惑”字,包括酒、色、财、气多方面的内容。因此,解释“原因”,不要抠得太死,说什么“另有新欢”、“已有新遇”之类。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思妇”怀人心切而产生的一些猜疑与假设。客观情况是很复杂的,它可能是因嗜酒而忘归,也可能贪财而不返,还可能是恃气而遇害,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恋色而丢弃前妻。现实的各种可能性都会有的。诗歌这样写,正是留给读者以最大想象余地。故而解诗不可太实、太死,以免造成片面和狭隘。
        至于思妇认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接续上边“衣带日已缓”而说的。这里的“老”,不是实指年龄的老大,而是说心境忧伤、形体消瘦,是一种心灵上的老的感觉,也就是沈德潜所说,它是由《诗经·小弁》的“惟忧用老”诗句变来的。下句“岁月”,指眼前时间;“忽已晚”,是光阴流转之快。这是说,“一年转瞬即过去了,自己形体日衰,究竟要等到何时啊!”莫解之愁,使她深陷相思之苦海。

        第四层:强自宽

        这个“思妇”真的陷入苦海而不能自拔吗?不! 她希望自己能够跳出这个“令人老”的相思深渊。你听:“弃捐不复道,努力加餐饭。”她终于下决心地说;“算了吧,别再提怀人之情,还是多吃点饭保重自己身体要紧。”当然,这是思妇痛定思痛之后,无可奈何的勉自宽慰的话。
        对于此诗最后二句的理解,历来有较大的分歧,特别是最后这个“努力加餐饭”,究竟是对谁而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一种认为是“勉励游子的话”。
        清人张玉谷就说:“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朱自清也附和张说,认为“最是分明”,并以更通俗的话解释:“‘弃捐’就是‘见弃捐’,也就是‘被弃捐’;……所以她含恨地说:‘反正我自被弃了,不必再提吧,你只保重自己好了!’”林庚、冯沅君和马茂元等人,也有类似说法。
        再一种是认为“自宽之辞”。即强作自我宽慰的话。
        清人闻人倓在《古诗笺》中说:“末句自宽之辞。”朱东润等注“读本”时,附和闻说。即云:“是思妇无可奈何,勉自宽慰的话。”
        此外,现在通行的一些新注本,就避而不注,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文选注》、上海教育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读本》等等。
        看来,各家之说,各有所本,似乎也都可通。但从全篇诗意来看,以第二说比较合乎情理。这是因为:
        首先,将上句与下句联系起来分析。“弃捐”一词,固然还不能断定就该释为“被弃捐”而不能有其他解释,如果这个“思妇”就是“见弃捐”的“弃妇”,那么,她只有怨和恨,何能“强作欢颜”而为“负心汉”去祝愿呢?
        其次,这两句还要同上边“游子不顾反”的两句结合起来考虑。因为能否立即断定该“思妇”就是“弃妇”,跟“游子不反”的原因有关。现在各家对其原因的解释,如上所述分歧甚多,古有李说,今有朱说,还有马说的“另有新欢”。在实际生活中,各种说法均有存在的可能性,但重要的是不能割裂全篇诗意单为某一二句作孤立的解释,而只有将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科学分析,才能得出全篇诗意相一致的结论。
        本着这种认识,我觉得如果断定游子不返的原因是“另有所欢”,那么,诗中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弃妇”了。这样,就很难设想一个满怀怨恨的妇人,会给自己的“冤家”遥致勉励之辞。如果是其他什么原因使其“不反”,特别是那种由于“谗邪所害”,那就另作别论了。当然,这也不一定非作“勉励游子”的解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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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十九首》是作为我国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载入诗史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反映了当时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的情绪,是东汉社会的一个侧面写照。它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但在艺术上却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色:一是它富有抒情性的特殊含蓄的艺术风格;二是,它具有民歌情调的乐府式的表达形式。现在选读的这首《行行重行行》,正好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这两个特色。
        首先,全诗民歌韵味特别浓厚
        汉代文人五言诗,是从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诗体。《行行重行行》并非民间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所作的新体诗,因此,留有很浓的歌谣色彩。比如:
        ①大量套用或点化古乐府和谣谚旧话、成辞等。“胡马”二句出于谣谚;“相去”二句,直接采用乐府《古歌》;另外,采自《诗经》四句诗,也是由《秦风·蒹葭》中演化而来的,带有极浓的民歌味。
        ②同时,它又用“行行重行行”、“相去万余里”和“道路阻且长”这些意思相似的诗句同“日已远”、“日已缓”等的排比句,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隽永情调。这也是从《诗经》、乐府民歌的叠句、叠章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歌谣韵味也挺明显。
        ③另外,它又运用了比兴手法(如“胡马”、“越鸟”和“浮云”“白日”等),加上隔句押韵,以致这首“文人诗”,简直可认为是民歌民谣的“孪生姊妹”。
        其次,它又是一首含蓄蕴藉、余意无穷的典型抒情诗
        这无疑是文人诗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这首诗的取材是民间的,形式也有点歌谣味,但文人化程度已经很高,特别表现在语言技巧上。这种特殊含蓄的艺术风格,并不是吞吞吐吐,有话不说,而是诗人所要说的比所说出来的更多。因此,让人们体会到的比诗中语言所表达的也更丰富,大有“心头无限意,尽在不言中”的意味,使诗章富有暗示性。它的具体表现是——
        ①含蓄精到的诗语。它的主要途径,即借成辞、旧句和典事的运用,发挥其暗示作用,将最丰富的内容纳人最简约的语言之中。比如,“生别离”、“阻且长”和“令人老”等等,除暗藏着《诗》、《骚》固有的寓意之外,经过点化运用之后,又赋予某些新的内容,让人们觉得诗歌具有一种特别的深厚感。
        ②隽永蕴藉的诗义。生死离别的悲惨,在动乱年代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作者一开腔就抓住了它,用两句诗就把“别离”后面的那个东汉末年骚扰不宁的时代影子,呈现在读者面前。诗尾的两句,也是令人读了想味无穷的,之所以引起古今那么多的争议,正说明了它的诗义的深藏和丰赡。
        ③缠绵委婉的诗情。诗篇非常细腻地表达了思妇与游子的离情别绪,既直抒胸臆,又委婉悱恻,从容地抒发着“生别离”的无限痛楚。“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等等诗句,都较为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点。当然,在这里,十分缠绵真挚的感情却是通过非常简洁而生动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显示了诗人纯熟高超的艺术技巧。
        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这首诗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并且很适于吟咏,经得起咀嚼,让人从中寻绎不尽的余味。它的艺术价值,不可低估,而在思想上,也不无认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