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

        烽火照西京,　　　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　　　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　　　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从军行》,是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乐府诗集》卷三十二)。它一般都用来写军旅生活的。杨炯这首《从军行》,是诗人借旧题来表达自己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表现了一种奋发激扬的精神。
        这首诗层次分明:先写由“烽火”引起的心境(前二句);次写出塞征战状况(中四句);末写表明壮士之决心(尾二句)。以下分句详释——

        第一层:由烽火到心境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烽火,战争烽火。古代边境发生了战事,就在烽火台上燃起“狼矢”,用作报警的信号。因此,也叫“狼烟”。西京,即唐都长安。这里的照字很有份量,用的是夸张法,作“临近”解。就是说,战争之火已“照临”京都上空。按唐制,视敌人进犯缓急,逐级增加烽火炬数,最高为四炬。一炬至所属州、县,两炬以上到达京城。“照西京”,说明敌情严重。接写了“心中自不平”。这里的不平,指激愤之情;自,是自然、当然的意思。试想战火已烧近国门了,还不令人愤激吗?谁激愤?是诗人,也是大家。
        诗人就是用了“烽火骤起”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作为诗的开头,使人震惊,引人入胜,非常醒目。
        这“烽火”从哪里来呢?朝廷对此又是抱何种态度呢?
        诗人在下边四句诗作了回答——

        第二层:具体状写出塞征战景况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这里,先疏解几个生词——
        牙璋——古代发兵之兵符,长七寸,由两块合成,朝廷、主帅各执一块,作为凭证。因为两半相嵌处呈牙状,故称“牙璋”。
        凤阙——汉时,武帝在长安的建章宫的东边,修筑了高二十余丈的“凤阙”。它是长安的标志,故借指京都、长安。由于此圆阙上有金凤,故称“凤阙”。
        龙城——原是汉代时匈奴大会诸部祭天祀地的地方(即今蒙古共和国境内)。因那里很崇敬龙神,故将大会之所称为“龙城”。这里,借以泛指敌方的要地或重镇,不一定实指某城。
        凋旗画——凋,凋落,指旗帜上的绘画暗淡失色。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高宗永隆二年(681),后突厥(即唐太宗灭东突厥,使其成为中国一部分之后,由骨咄禄分裂割据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奴隶制政权)侵扰唐边境固原、庆阳一带(今甘肃庆阳等地),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征。这里的“牙璋辞风阙”,大约就指这件事。这里杨炯正在长安为崇文馆直学士。他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岁时以“神童”中举的,先授校书郎,后为直学士。自从中神童举入京,至此已二十来年了。
        这四句诗是说:
        当后突厥把战火烧近长安时,朝廷让主帅领了兵符(牙璋),发兵讨伐而离别了京都,那戴盔穿甲的精强骑兵,正在开赴敌方要地,进行了包困(即“绕龙城”)。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大雪纷飞,灰濛濛地使军旗上的绘画也显得模糊不清;阵阵呼啸的北风,夹杂着战鼓声,在边地回荡。
        诗人在这里,把一场反侵略的出塞征战景况,绘声绘色,写得雄健悲壮而激 扬。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进人:

        第三层:表明投笔从戎决心

        看来,诗人的决心是很大的,说得慷慨激昂——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长,读第三声,负责人,头头之意。“百夫长”,即士卒之长。这二句是说——
        宁可当个下层的卒长,也比做这个舞笔弄墨的书生更强!
        在困难当头,诗人决心投笔从戎,立功塞外,为国出力。这是诗人的决心,也是向大众的一个号召。
        这是一首著名诗歌,是杨炯最主要的代表作,历代传诵不衰。现在,我们要研究的它为什么能够历一千多年而不衰? 主要是由于——

        第一、它拓展了题材,并有一个积极的主题

        《从军行》,原是一个传统的乐府旧题,六朝以来,很少有人写这方面题材的诗,直到初唐诗坛才重新出现了专咏征战的诗篇。其主要作者,就是“四杰”,即杨炯和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人。杨炯除这一篇《从军行》之外,咏征战的诗,还有《出塞》、《紫骝马》、《战城南》和《折杨柳枝》等篇。它们的主题思想基本上与《从军行》相似:歌颂保卫边疆、为国立功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了一种奋发激扬的精神。这是《从军行》这类诗歌最可宝贵的东西,也是杨炯全部现存诗歌中最积极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这首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基本原因。
        但是,光有好的题材和积极的主题,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赋予这个主题以感人的艺术魅力。因此,让我们再去研究一下这首经久不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
        第二、它创造了一个完整佳妙的意境
        一、先说一下什么叫“意境”?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解说不一,至今尚无完善的定论。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明确地把“意境”作为一个新概念加以阐述的是晚清的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里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但,这里还只是用“境界”二字,而直接用“意境”这个新术语并作了明确界说的,倒是他托名樊志厚(一说,这并非托名,实有其人,是王之友人)所著的《宋元戏曲考》中,对元杂剧评论时所说:“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呢?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古人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当然,王国维这个说法,还是不够完善的,只是说了构成因素,而缺乏明确的定义。我们今人对此,应当有更科学的解释。
        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意”,就是情意,就是主观思想感情;“境”,就是境界,就是立体感的图画,当然,也包括一些非视觉的因素。在文学作品中,“意”,要借物来表现;“境”,需由意来触发。可见,所谓“意境”,就是诗人主观思想感情同客观事物相融洽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也可以说是一幅情景交融,形神浑然的有立体感的艺术图景。简言之,诗的意境,就是情景的契合。
        二、杨炯是怎样创造《从军行》这首诗的意境的?
        诗人在诗里揭示的生活画面是两个方面:一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一是“书生”决意投笔从戎的形象。前者的画面,是由“烽火”、“牙璋”、“凤阙”、“铁骑”、“龙城”、“风雪”、“旗画”和“鼓声”,以及“西京”等等美术形象和音乐形象,加上若干动词(如“照”、“辞”、“绕”、“凋”等)连缀而成的。这就是所谓“真景”、“真事”。后者的画面,是由愤激不平的神态、慷慨激扬的精神和发誓要“为百夫长”的书生形象所构成。这个“书生”,其实就是当年的青年杨炯(当时约三十岁左右)。
        此诗没有用什么比兴和特别艳丽的词藻和雕饰,只是如实白描,真抒胸臆,显出自然质朴的风格,但它却是一首富有感情并具有深邃意境的好诗。它创造的这个佳妙的艺术境界,让大家看到了当时人们慷慨赴难,积极抗战的画图——
        正当过着安乐生活的长安人民,突然为连天烽火所震惊,战争阴霾笼罩着京都,面对这屡犯汉地的突厥入侵者,人人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朝廷很快地调兵遣将,主帅接受了兵符,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前线。为了从敌后包剿入侵者,让铁骑直捣龙城,围困敌方的要地。你看,那军旗招展,装备精良的队队骑兵,正在风雪弥漫的北原前进;你听,那呼啸寒风,夹杂着阵阵战鼓声回荡在大漠之中。这是激励战士奋勇杀敌的鼓点,也是预祝胜利凯旋的交响乐。就在这令人既震惊又振奋的重要时刻,一位十一岁就中“神童”举入京的年青诗人,已经下了决心:不作“书生”,甘当“卒长”,从军卫国,立功塞外!
        这不正是王国维所说的“写怀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吗? 的确,这是一首意中有境,境中含情的具有比较完整意境的好诗。
        第三、它是一首出现较早的完全合律的五言律诗
        此诗之诗题及其题材,虽然沿用了古乐府,但在诗体和诗律上,却完全是一首唐代近体诗。我们不妨以后来才定型的律诗规格去作一番验证,看看它的合律状况。
        一首正规的律诗,应具有的主要因素是——

        一、每首定句、每句定字。

一首律诗为八句,分首、颔、颈、尾四联组成;五律每句五言,七律则七言。
        杨炯《从军行》的句、字完全符合五律规定。
        二、每句字声有定。凡是规定用平声字的或仄声字的,不能变更;至于某些字(非节奏点),可以平仄不拘的,也有明确规定。
        《从军行》采取的是“仄起平收式”的平仄调式,全无声律上的毛病,句中平仄相间,句间(即联内)平仄相对。全诗均按声律要求组成律联,联间做到平仄相粘。
        三、必须押韵,并一韵到底。首句可押可不押,但偶句务必押韵,一般押平声韵,不可转韵或出韵。
        杨诗在韵律上是用隔句押韵的韵式,押的是平声韵:平、城、声、生等字,均属“庚韵”的同一个韵部。而且做到了韵脚与白脚分明,有条不紊。
        四、中间两联必须对仗。属对原则有三:①字数相等,语序相同(即语法结构和句式相同);②词类性质大体相称;③事理相当(即所述主体、行为、对象等相当)。
        《从军行》在这一条上,相当完善,除首联不对仗外,颔联、颈联都具有相当工稳的对仗,甚至尾联,也大体对仗。
        五、此外,一般律诗(五律和七律)在章法上,是由两个音节单元构成的,只有排律是由三个以上音节单元构成。
        这对《从军行》来说,一看就知道它完全具备五律条件,而不是排律。
        值得注意的是,杨炯这首诗,是在唐代近体诗格律定型化之前写成的。它已完全暗合了后来的律诗规则,这是十分难得的。杨炯这类慷慨激昂诗歌,在内容和风格上开启了后来边塞诗的先河。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曾给杨炯诗歌以很好的评价,说他“裁乐府作律,以自意起止,泯合入化。”的确,这首用乐府以就律的《从军行》,写得自然明快,让人看不出斧凿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