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是杰出诗人又是著名画家,而且又是最善于画梅的画家。因此,他也最善写作咏梅诗(计有一百首)。他有一个以“白梅”为总题的大型组诗,五十八首全是七言绝句,在当时非常著名。现在选读的这首《白梅》,就是这个组诗中的一首,可以代表王诗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不是全部。
        另一首《墨梅》,是他的《墨梅》组诗四首中的第二首。它是诗人为友人良佐所绘的《梅花》画幅中题写的诗歌,也很有代表性。
        

* * * *

        
        这两首诗一个共同特点是:语言明白如话,而境界却深远旷达。它表面上好像是在咏梅,实际是诗人在言志。诗中的梅花已经人格化了,在冰清玉洁的梅花身上,寄托着诗人的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乍看,似乎是抒发闲情逸致,是“绝尘出世”的,而其实,是借此以披露自己“兼善天下”的大志,是积极入世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明人宋濂和刘基等著名人士的言论中找到有力的佐证。宋濂《王冕传》中记载着王冕的一个生动事迹——
        (王冕)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按指伊尹、吕望)事业不难致也。
        果然,在王冕七十三岁时,朱元璋到了婺州(今之金华),召见了他,还授给谘议参军之职。可惜,没来得及施展自己才能就去世了。可见,王冕确是元代文坛上的一位品高而志大的杰出诗人。
        对于王冕赋诗情状,宋濂也有一些记述。他说王冕“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
        明代开国元勋、杰出诗人刘基,对王诗给予很高评价。他说:
        
        ……予避地 (避方国珍造反) 会稽,始得尽观王元章所为诗,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
        

( 《竹斋诗集序》)

        

* * * *

        有人会问,王冕为什么能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元代文坛上的杰出诗人呢?
        在寻找这个答案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写了那些诗歌。据《竹斋诗集》所载,他现存诗歌712首,就其内容分类,可有这样几种诗作:
        一是,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凋蔽现象的,所占数量不少。如《痛苦行》、《江南民》、《悲苦行》和《伤亭户》、《遗兴》等;
        二是,抨击、讽刺元代统治者,并表现自己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的,也占一定数量。比如:《虾蟆山》、《陌上桑》、《江南归》和《劲草行》、《金陵怀古》、《南城怀古》、《冀州道中》、《古时叹》,以及《翠竹红梅山雉图》等等。
        三是,表现自己耿介自守,蔑视富贵功名,歌赞隐逸生活的,占有很大数量。如著名的大型组诗《白梅》(五十八首绝句)、《墨梅》组诗和《秋夜偶成》等。
        四是,描写祖国山河和各处胜地景物的,也占相当数量。如《山阴水村》、《过武塘》和《客思》、《漫兴》等。
        此外,还有一些酬酢之作,即使应酬,也不无寄兴。如《赠蒋清隐》等。
        从这些诗作中可知,他确是一位令人钦敬的、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而且富有爱国爱民之心的卓绝诗人。
        诗歌质量决定着诗人的历史地位。此其一也。
        其二,与自己同时代的诗人比较,王冕也是佼佼者。
        在元末诗坛,当时占踞统治地位的是杨维桢,他的诗很流行,号称“铁崖体。”但由于过分求新立异,往往陷于怪诞晦涩。因此,名气虽大,但实际成就不如王冕。
        当时比较著名的诗人还有钱惟善和倪瓒等人。但他们的诗歌多系逃避现实的,一味赞赏闲逸的“隐逸诗派”之作。
        再说萨都剌,他的诗风略同于王冕,但其内容不及王诗充实而富有生气。
        货比三家,一比较就知晓谁是真正杰出者。王冕诗歌不论从内容到风格,均超越了元末诗坛那种含蕴浅薄,境界不高和风格纤弱的所谓主导倾向。
        其三,王冕是一位著名画家、学者兼诗人,所作诗歌自然比一般诗人要强一些。王冕是当时著名画家,兼擅治印。在国画中,又特别善于画梅,并著有画论《梅谱》(残稿收载在《永乐大典》中)。又曾从学者韩性学习儒术,成为一位“通儒”。在创作诗歌时,这种种学养,都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因此,他的诗作,不仅在思想含蕴上有较大的深度,而在诗艺上也会有较高的技巧。王诗善用比兴法,深入浅出形象鲜明;同时,擅长通过对比手法凸现矛盾冲突,且涂上某些浪漫色彩,使诗歌奔逸豪放,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佐证。
        此外,诸如上述,王冕之所以成为一位著名画家和杰出诗人,具体因素是多方面的,而最基本的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他是贫苦牧童出身,也没有“中举”,一生以“布衣终老”,更不是什么“神童”、“天才”之助,获得了成功,靠的是他自己的“勤勉好学”,靠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明史·文苑》有一段记载王冕少时刻苦读书的趣事,特录于下——
        　　……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叫诸生诵书,著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 “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 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 (学者) 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 “通儒”。
        这些经历和身世,说明王冕一生比别人有更多机会直接深人生活,接触群众,体验人生,以及观察社会和大自然,这对于做好诗,画好画,用好书,以及做好人等等的各个人生侧面都会有极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