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圣人起南国,“圣人”,是古代对皇帝的尊称,此指朱元璋。他是安徽钟离(今凤阳县)人,元末依附郭子兴据濠州起义。因此,诗人说:我如今幸运遇到了皇上在南方起义,灭元建明后不久,就专事休养生息。从朱明统一全国后,四海成一家,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局面从此结束。
        最后这四句很重要,关系到对全诗主题的理解,有必要加以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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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若干诗论者和一些文学史著作,一般都只认为这首诗,“它表达了对祖国河山获得统一的喜悦”。由于这个统一是在朱明王朝实现的。当然,也就是对朱元璋功业的肯定与歌颂。因此,就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概括为:赞颂新都金陵形势,表达对国统一的喜悦。
        如果仅从几句诗的字面上看,这样理解自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从全诗来看,特别是对诗中所包含的诗人的深层用意,加以细细揣摩,你就会悟到用“赞颂”、“喜悦”来概括全诗的主旨,就显得既不全面也不深刻。因为,那样就会将此诗视作一曲“颂歌”。其实,它不论是借景抒情或者大量用典、放怀咏史,都只为一个中心服务。这个“中心”就是:讽刺凭恃天堑而定都金陵的诸多割据者。当然,也包括朱元璋在内。因此,诗之最后,以明太祖统一南北,四海一家,不必再以长江为天堑作结,语似颂扬,其实,正是讽刺建都金陵之非。高启认为,在全国南北大一统之后,新国都不应在金陵。因为历史上凡建都金陵的都带有“偏安”性质。事实上,如以在江南的金陵为京都来应付北元(元亡后,其皇室在北漠建立的政权)卷土重来的严重威胁,必有鞭长莫及的危险。朱元璋也曾有将国都北迁的考虑,但由于当时江淮、华北地区经过长期战乱,破坏十分严重,所以,迟迟未作出北迁的决策。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于永乐四年(1406)明令迁都,经过十三年的准备,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正式将明都从金陵迁往北京,改称为京师。而金陵仍作为陪都存在着,中央的“三公六部”的一套建制留着不变。
        这就是对这首诗题旨的看法。我们赞同朱东润“读本”的意见,不完全同意有些文学史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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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主要是:
        首先,一气呵成,推进有序
        全诗二十四句,气势恢宏,波澜壮阔,一气呵成,推进有序,层次井然。首段描景,营造诗境;中间咏史,借典申理;最后含讽于颂,进一步明志。整首诗歌,逐层递进,环环紧扣,又各有侧重,中心突出。其间,又以汪洋恣肆的深挚感情弥漫全篇,使读者心灵受到深深的触动。
        其次,借典述事言理,典多而适时合地
        此诗用典征诗确实不少,暗用明引达八、九例之多。如明用的有“秦皇瘗金”、“黄旗入洛”、“铁锁横江”和“乘风破浪”等,还有暗引的,如有“城南台”、“四海为家”和“佳气葱葱”等等。这大量典事的引入,而不着斧痕,既适时也合地而自然贴切。在放怀咏史时,既怀古而不感伤,突破一般“吊古诗”的悲怆情调的桎梏。
        再次,诗风高华俊逸,笔势凌厉
        全诗遣词组句,言雄气壮,力厚而不粗鄙,尖锐而不弩张。正如清人评说,高诗云:
        　　观唐以来诗家,有力厚而太过者,有气弱而不及者,惟青邱 (高启之号) 适得诗境中恰好地步,固不必石破天惊,以奇杰取胜也。
        

(清·赵翼 《瓯北诗话》)

        读了这首诗,确实感到诗人才气超迈,诗情纵横洋溢,诗格神韵极高。难怪赵翼称赞高诗为“明一代诗人终莫能有及者”,“为开国诗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