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称“同光新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清政府中部分官僚军阀采用西洋生产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及文教等诸方面,以标榜“自强”的制器练兵活动和“求富”的经济活动为中心内容。1861年初(咸丰十年底)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以奕訢、桂良、文祥为首任大臣。1862年(同治元年)起,清政府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聘用外国教官,购置枪炮,训练洋枪队和新式陆军;设立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培养通习外语的人才,翻译西书。与此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从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前期,先后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创设了二十来个军用企业,其中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构成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七十年代起,为解决军事企业的资金、原料、燃料、运输等问题,兴办了一批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还建立了一些新式军事学校,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节。1885年(光绪十一年)设立海军衙门,李鸿章操纵的北洋舰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支海军。九十年代初,新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湖北开办枪炮厂、炼铁厂、织布局等企业。洋务企业在设备、技术、原料等方面过分依赖外国,企业内部存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垄断性,洋务派把持的海、陆军,在中法战争时已受挫折,经中日战争更丧失殆尽。洋务运动就其“自强求富”的目标而言是失败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它是依附性大于矛盾性;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是压制性大于促进性。但洋务运动客观上也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为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